第3章 悲伤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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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亲说,我童年喜欢笑。一逗就笑,牛奶溅到脸上会笑,筷子掉到地上会笑,被大人举起来采桂花会笑。父亲把自行车停靠在路边,将两岁的我放在后座的儿童椅上,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我就对着川流不息的行人笑,笑个不停。
这些都是母亲说的,我不记得。父亲离开家的时候,我三岁。小学时查过词典,问过老师,“离婚”是什么含义,老师避而不答。
五年级的午睡时间,我睡不着,眯缝着眼看到前排的胖子偷偷跑到教台,藏起黑板擦。数学老师上课找不着,厉声问,是谁搞丢了。
我嘿嘿傻笑,数学老师揪住我的耳朵说:“是不是你?你笑什么,你笑就是你藏的。”
我倔强地站在那儿,因为耳朵被高高揪起,脑袋只能斜着。可是同学们都在看,我忍住疼痛,若无其事地说:“不是我,我知道是谁。”
数学老师没有撒手,说:“谁?”
耳朵裂开般地疼,我感觉她再用力一些,我就无法保持笑容,大概还会哭出来。我说:“我不能打小报告。”
数学老师愤怒地说:“你给我站着,这堂课你给我站着上。大家看,就是这种人,谁也不准跟他玩,对这种人只有一种办法,大便也要离他三尺远。”
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看见胖子笑得特别开心。
放学路上,我刚走出校门,被人一推,摔进花坛,枝叶划破了脸。胖子从我原本站立的地方跳开,挤进一群同学中,他们一块指着我大喊:“大便也要离他三尺远!”
不能表现得狼狈,可是我吐出的口水都带着血沫,在他们更加大声的哄笑中,我甚至闻到了臭味,因为袖管上蹭着了一坨狗屎。
我想冲他们笑一笑,失败了。小孩子奋力掩盖自己的狼狈,失败了。我一路哭着回家,右胳膊平举,袖管沾着狗屎。
那天的哭声,一直残留到大学的梦境。
他们以为我喜欢笑,其实我只是掩盖自己的狼狈。我明白了一件事,我从来不敢面对那些漆黑的目光。
努力地笑,想表现得不在乎,不是勇敢和无畏,而是胆怯和卑微。
因为我在乎。
林艺不明白。当然,关于她,我不明白的更多。
2
毕业之后,我和林艺很快结婚。
在大学谈了三年,过程断断续续。我们就读的二本,她从外地学院专升本过来,在食堂认识。
当时我刷饭卡,余额不足,身后排着的就是林艺。我回头望她一眼,其实只是心慌,想找找熟人,但她贴太近,四目相对。
这是我见她的第一面,长长的睫毛,额头一抹雪白,天蓝色的围巾遮住下巴,白色羽绒服的领口有一点点墨水渍。
她是白色的,白得发光,两个酒窝像两片雪花,如果伸手弹一弹,黄昏就亮到天明。
她愣了下神,往后退一步,立刻招来排队同学的抱怨。我饿得厉害,正打算硬着头皮,跟大妈赊账,林艺轻声说:“我替你刷。”
林艺让大妈添了一勺土豆烧肉,一碗青菜笋尖。
我说:“不用这么多。”
林艺微笑:“这份我的。”
我们面对面坐着,林艺脸红了,说:“对不起,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块吃吧。”
没有比这更局促的午饭,两人用一个餐盘,每一口都小心翼翼,生怕占用了对方的配额。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记得那些附在她身上的细节。领口的墨水渍,嘴角沾到的米粒,小手指的戒指印痕,低头时睫毛会轻轻地动,阳光伏在她身上时,仿佛琴弦闪耀的细芒。
从那天起,我陪她晚自习。
冬天,南京迎来一场大雪,阶梯教室灯火通明,雪花和风一起顺着窗户玻璃滑行。她坐我旁边,停下手中的笔,翻了翻手机,对我说:“能帮我买一盒牛奶吗?”
我走到超市,买完牛奶想热一下,结果微波炉坏了。
站在走廊,扶栏外有一棵不知名的树。路灯斜斜打亮了一半,暗黄的枝干,洁白的雪花,深邃的夜色,像虚无中盛开的一场葬礼。
我把牛奶焐在怀里,焐了一刻钟,牛奶应该温热了。
走回阶梯教室,原本的座位已经没人。微信不回,电话打不通,我继续焐着牛奶,等到铃声响起,同学们收拾东西陆续离开,也没有任何消息。
教室的灯依然亮着,我打到她的宿舍,室友兔子接的电话。
兔子说:“你别找她了,找不到的。”
我说:“怎么可能找不到,我会一直找。”
兔子说:“她刚收拾东西,搬到校外去住了。”
我说:“那我也去找她。”
兔子说:“她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
兔子说:“唉,算了,告诉你吧。她以前读的学校有男朋友,现在她男朋友也专升本,考到咱们学校来了。”
我说:“为什么?”
兔子沉默一会儿,说:“昨天她站在阳台,站了很久。我给她拿外套过去,才发现她一直哭。所以你也别逼她,你不是她的未来。”
我不是她的未来,那个两个人一起用的餐盘,小心翼翼的午饭,只是冬天偶然的馈赠。
站在大雪纷飞的校园,我喝掉了那盒牛奶,像喝掉了自己的体温。
半年后,我的生日。因为从小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便不通知朋友,入夜独自找了家面馆坐下来。
老板端给我热气腾腾的面条,我刚拿起筷子,旁边传来女孩的招呼声:“老板,这里加个鸡蛋。”
我几乎怀疑是幻听,慢慢扭过头。林艺说:“对不起,我也没钱,只能给你加个鸡蛋。”
我慌忙低头,眼泪不受控制地坠落。林艺说:“谢谢你没有找我,所以我找到你了。”
我脑海一片空白,正如这半年生活也是一片空白,双手颤抖,想问,你回来了吗,你还要走吗?
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出口。
其实她消失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想,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为他夹菜吗?两人会有说不完的话吗?她对我说过的,也会跟他说吗?
林艺坐到我身边,轻声说:“生日快乐啊,宋一鲤。”
毕业前,宿舍空空荡荡,人去楼空,原本堆满杂物的房间只留下静默的阳光。我找过几次工作,母亲说不如回家做饭馆生意,至少收入有保障。
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甚至是我心中试图摆脱的底色。没有去过四海,穿过四季,谁也不想困在出生就挣扎的原地。
一家廉价宾馆,林艺抱着腿坐在窗台上,破损的窗帘随风摆动,郊区的夜毫无起伏,远处几点灯仿佛凝固在无限的黑洞里。
她的背影单薄又脆弱,玻璃倒影中我看不清面容。她说:“真难啊,再试试。”
我说:“一定行的,大家都一样。”
她说:“如果我没有能力在南京待下去,你会不会养我?”
我说:“会。”
她说:“从小我就发誓,长大绝对不过穷日子。你知道我家里条件多差吗?你知道我除了上大学就没有办法走出来吗?你知道对我来说,专升本有多难吗?”
我突然想起来,林艺每日雷打不动的晚自习,写满备注的笔记,以及我们唯一一次逛街,她买的唯一一件碎花长裙。
她说:“我千辛万苦走到这里,最后就去了你家饭馆,你做厨师,我当服务员吗?”
我说:“不会的。”
她回过头,脸上全是眼泪。
她说:“宋一鲤,那我们结婚吧。”
结婚一年,林艺离开那天,行李堆在饭馆门口,出租车开到路边,她不要我帮忙,把箱子放进后备厢。
后半夜的燕子巷悄无声息,饭馆灯牌没关。林艺靠近车门,冲我笑了笑,说:“你备菜吧,别耽误明天生意。”
柜台边的木架上吊着一根棉线,十几个夹子夹着我们的合影,从我的视角望去,林艺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变成了最后一张照片,和结婚照相邻。
3
林艺离开燕子巷以后,我的生活越来越无望和松散。日常必须要完成的事,只剩母亲的衣食起居。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联系中介卖了饭馆,拿到的钱至少可以安顿母亲。
而林艺每月发来的消息,无一例外都是相同的话,催促我办离婚手续。
那些消息我没有删除,也没有答复。这是我和世界最后的纽带,答应她,如同踢翻了上吊者脚下的凳子,无法反悔,永远安眠。
车祸是为了让她来看我一眼,仅此一眼。
林艺走出病房,我一点一点萎缩。
没多久她发来消息:“三天后我再来,我们去趟民政局,把婚离了。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继续不同意也无所谓,诉讼解决吧。”
我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想不出如何回复。
林艺又发来消息:“我房子装修好了,有自己的生活。”
4
我在医院待了三天。白天蜷缩在被窝,仔细翻手机,检查备忘录里哪些事还没有完成,聊天记录和相册哪些需要删除。
晚上买点啤酒,上楼顶,一个人喝到可以睡着。夜风吹拂,城南的灯覆盖街头巷尾,人们深藏进各自的领地。
如果我死了,应该没有追悼会。遥远的小镇,我经历过父亲的葬礼。按照农村的习俗,从守灵抬棺到诵经,雨水中摆了三天的白席。许多未曾谋面的亲戚和乡亲,人头拥挤在临时搭建的布棚,我那时候七岁,不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母亲住在小镇车站的旅馆,没有参加葬礼,早上带我到雨棚门口,晚上再接我回旅馆。
长大后我问母亲:“你恨不恨他?”
母亲说:“恨。”
我也恨,但对父亲的记忆太模糊,脑海里甚至勾勒不出他的面容。这种对陌生人的恨,痛彻心扉,直到母亲脑梗抢救,出院后口齿不清,我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汹涌的恨意,胸腔日夜战栗,仿佛无处泄洪的堤坝。
我兜里搁着一瓶安眠药。三天后林艺再来,听到我的死讯,她会难过吧。最好有一点内疚。让她抱着一点内疚度过余生,也算我开的最后一个玩笑。
在医院死去,太平间都是现成的,没有身后事,省得给无辜的人添麻烦。
疗养院的母亲偶尔意识清醒一下,会想起我。她的口袋里有一张我和林艺的结婚照,背后写了一行字,告诉她儿子去结婚了。
我还买了烤肠,委托护士带给那个贪吃的小女孩,这应该是我欠个这世界的最后一件事。
第三天深夜,我走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拎着面包和啤酒走回医院。南京的小雨一直没停,住院部灯火通明,我挑了张草坪角落的长椅,擦都没擦,坐着发呆。
路灯照亮细微的雨丝,我的影子融进大树,一切沉寂,仿佛宇宙初生,生长和消亡不为人知。
面包、啤酒和安眠药依次摆开,这是我今夜的安排。不记得喝到第几罐啤酒,发亮的雨丝在眼帘旋转,如同无数闪烁的耳环,天地之中舞动不休。
下辈子快乐的事可能多一些。
我试图笑一笑,眼泪却哗啦啦掉。
5
当我第一次对活着失去耐心时,就想到母亲。想到她曾在人间年轻健康,过普通人的生活,而日出日落之间劳作都是为了我。
她操劳一生的饭馆,我卖了,连同那栋祖辈留给她的小楼,六十万,全部缴纳疗养院的费用。父亲走了之后,我和母亲的生活开销,全部依靠小饭馆的经营。我分辨不出自己对饭馆的感情,母亲用它养大了我,而我厌恶自己只能困在那里。
长椅冰凉,雨水浸透的衣裤渐渐沉重,平躺的我意识即将退散,想起一个人。
大学时代,从没想过接手饭馆。同宿舍的吴栖,因为脸太方,人称方块七,一直坚信我未来可期。
他踩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搞了一堆小商品在食堂门口摆地摊,风雨无阻,每日叫卖四小时。他把挣来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寄回家,一份放在抽屉里,告诉我抽屉里的钱随便拿。
我没有拿过,直到谈恋爱,第一次约会,硬着头皮问方块七借钱。方块七打开抽屉,把所有的钱都塞进我口袋,说:“别去肯德基,找家西餐厅行不行,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你先全拿着。”
方块七说:“别想着还了,将来你们要是结婚,就当我的份子钱。”
方块七是大三退学的。批发市场里发生群殴,他护着自己的货,挨了十几棍,严重脑震荡,都查不出来谁下的手。
毕业后我攒了点钱,坐长途车去泰州,方块七的老家。两年没见,我做梦也想不到,方块七基本没有自理能力了,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年迈的父母照顾。当时我坐在床边,方块七瞪着眼睛,眼珠调整方向,咧着嘴口水淌个不停,喉咙卡出一声声的嗬嗬嗬。
他父亲手忙脚乱给垫上枕头,对我说:“他看到你了,他认识你,他认识你的。”
方块七靠着枕头,身体松软,胳膊摆在两侧,只有手指像敲键盘一样抖动,脑袋转不过去,就眼珠斜望我,眼泪一颗一颗滚下来。
他父亲说:“他想跟你讲话,讲不出来,急。”
我抓着方块七的手,说:“那你听我讲,我讲,你听。”
絮絮叨叨半个多小时,方块七的父亲都打起了瞌睡。
我替方块七掖好被子,站起来说:“我走了。”
沉默一会儿,说:“我过得不好,做做家里的那个小饭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平静许久的方块七突然脖子暴起了青筋,嘴巴张大,头往前一下一下地倾,用尽全身力气,向前倾一下,便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叫。
我被吓到了,跌跌撞撞冲出房门,蹲在院子里失声痛哭。
我知道,方块七不接受自己的生活,也不接受我的生活。
我们两人曾经是上下铺,深更半夜聊天。方块七说:“你将来肯定能干成大事。”我问:“什么大事?”方块七说:“你看我摆地摊这么拼,也算人才,将来你干大事,一定要记得带上我。”
我说:“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方块七用脚顶了顶床板,说:“宋一鲤,你相信我,只要活着,你什么事都能干成。”
回程车上,我昏昏欲睡,耳边回响着方块七痛苦的嘶喊。像一个哑巴被擀面杖压住胸腔,把人当饺子皮一样擀,才能挤出那么凄惨撕裂的声音。
恍恍惚惚,方块七的哭声,母亲的哭声,混合着自己的哭声,在小雨中此起彼伏。我摸到长椅上的药瓶,整瓶倒进了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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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我童年喜欢笑。一逗就笑,牛奶溅到脸上会笑,筷子掉到地上会笑,被大人举起来采桂花会笑。父亲把自行车停靠在路边,将两岁的我放在后座的儿童椅上,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我就对着川流不息的行人笑,笑个不停。
这些都是母亲说的,我不记得。父亲离开家的时候,我三岁。小学时查过词典,问过老师,“离婚”是什么含义,老师避而不答。
五年级的午睡时间,我睡不着,眯缝着眼看到前排的胖子偷偷跑到教台,藏起黑板擦。数学老师上课找不着,厉声问,是谁搞丢了。
我嘿嘿傻笑,数学老师揪住我的耳朵说:“是不是你?你笑什么,你笑就是你藏的。”
我倔强地站在那儿,因为耳朵被高高揪起,脑袋只能斜着。可是同学们都在看,我忍住疼痛,若无其事地说:“不是我,我知道是谁。”
数学老师没有撒手,说:“谁?”
耳朵裂开般地疼,我感觉她再用力一些,我就无法保持笑容,大概还会哭出来。我说:“我不能打小报告。”
数学老师愤怒地说:“你给我站着,这堂课你给我站着上。大家看,就是这种人,谁也不准跟他玩,对这种人只有一种办法,大便也要离他三尺远。”
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看见胖子笑得特别开心。
放学路上,我刚走出校门,被人一推,摔进花坛,枝叶划破了脸。胖子从我原本站立的地方跳开,挤进一群同学中,他们一块指着我大喊:“大便也要离他三尺远!”
不能表现得狼狈,可是我吐出的口水都带着血沫,在他们更加大声的哄笑中,我甚至闻到了臭味,因为袖管上蹭着了一坨狗屎。
我想冲他们笑一笑,失败了。小孩子奋力掩盖自己的狼狈,失败了。我一路哭着回家,右胳膊平举,袖管沾着狗屎。
那天的哭声,一直残留到大学的梦境。
他们以为我喜欢笑,其实我只是掩盖自己的狼狈。我明白了一件事,我从来不敢面对那些漆黑的目光。
努力地笑,想表现得不在乎,不是勇敢和无畏,而是胆怯和卑微。
因为我在乎。
林艺不明白。当然,关于她,我不明白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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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我和林艺很快结婚。
在大学谈了三年,过程断断续续。我们就读的二本,她从外地学院专升本过来,在食堂认识。
当时我刷饭卡,余额不足,身后排着的就是林艺。我回头望她一眼,其实只是心慌,想找找熟人,但她贴太近,四目相对。
这是我见她的第一面,长长的睫毛,额头一抹雪白,天蓝色的围巾遮住下巴,白色羽绒服的领口有一点点墨水渍。
她是白色的,白得发光,两个酒窝像两片雪花,如果伸手弹一弹,黄昏就亮到天明。
她愣了下神,往后退一步,立刻招来排队同学的抱怨。我饿得厉害,正打算硬着头皮,跟大妈赊账,林艺轻声说:“我替你刷。”
林艺让大妈添了一勺土豆烧肉,一碗青菜笋尖。
我说:“不用这么多。”
林艺微笑:“这份我的。”
我们面对面坐着,林艺脸红了,说:“对不起,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块吃吧。”
没有比这更局促的午饭,两人用一个餐盘,每一口都小心翼翼,生怕占用了对方的配额。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记得那些附在她身上的细节。领口的墨水渍,嘴角沾到的米粒,小手指的戒指印痕,低头时睫毛会轻轻地动,阳光伏在她身上时,仿佛琴弦闪耀的细芒。
从那天起,我陪她晚自习。
冬天,南京迎来一场大雪,阶梯教室灯火通明,雪花和风一起顺着窗户玻璃滑行。她坐我旁边,停下手中的笔,翻了翻手机,对我说:“能帮我买一盒牛奶吗?”
我走到超市,买完牛奶想热一下,结果微波炉坏了。
站在走廊,扶栏外有一棵不知名的树。路灯斜斜打亮了一半,暗黄的枝干,洁白的雪花,深邃的夜色,像虚无中盛开的一场葬礼。
我把牛奶焐在怀里,焐了一刻钟,牛奶应该温热了。
走回阶梯教室,原本的座位已经没人。微信不回,电话打不通,我继续焐着牛奶,等到铃声响起,同学们收拾东西陆续离开,也没有任何消息。
教室的灯依然亮着,我打到她的宿舍,室友兔子接的电话。
兔子说:“你别找她了,找不到的。”
我说:“怎么可能找不到,我会一直找。”
兔子说:“她刚收拾东西,搬到校外去住了。”
我说:“那我也去找她。”
兔子说:“她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
兔子说:“唉,算了,告诉你吧。她以前读的学校有男朋友,现在她男朋友也专升本,考到咱们学校来了。”
我说:“为什么?”
兔子沉默一会儿,说:“昨天她站在阳台,站了很久。我给她拿外套过去,才发现她一直哭。所以你也别逼她,你不是她的未来。”
我不是她的未来,那个两个人一起用的餐盘,小心翼翼的午饭,只是冬天偶然的馈赠。
站在大雪纷飞的校园,我喝掉了那盒牛奶,像喝掉了自己的体温。
半年后,我的生日。因为从小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便不通知朋友,入夜独自找了家面馆坐下来。
老板端给我热气腾腾的面条,我刚拿起筷子,旁边传来女孩的招呼声:“老板,这里加个鸡蛋。”
我几乎怀疑是幻听,慢慢扭过头。林艺说:“对不起,我也没钱,只能给你加个鸡蛋。”
我慌忙低头,眼泪不受控制地坠落。林艺说:“谢谢你没有找我,所以我找到你了。”
我脑海一片空白,正如这半年生活也是一片空白,双手颤抖,想问,你回来了吗,你还要走吗?
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出口。
其实她消失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想,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为他夹菜吗?两人会有说不完的话吗?她对我说过的,也会跟他说吗?
林艺坐到我身边,轻声说:“生日快乐啊,宋一鲤。”
毕业前,宿舍空空荡荡,人去楼空,原本堆满杂物的房间只留下静默的阳光。我找过几次工作,母亲说不如回家做饭馆生意,至少收入有保障。
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甚至是我心中试图摆脱的底色。没有去过四海,穿过四季,谁也不想困在出生就挣扎的原地。
一家廉价宾馆,林艺抱着腿坐在窗台上,破损的窗帘随风摆动,郊区的夜毫无起伏,远处几点灯仿佛凝固在无限的黑洞里。
她的背影单薄又脆弱,玻璃倒影中我看不清面容。她说:“真难啊,再试试。”
我说:“一定行的,大家都一样。”
她说:“如果我没有能力在南京待下去,你会不会养我?”
我说:“会。”
她说:“从小我就发誓,长大绝对不过穷日子。你知道我家里条件多差吗?你知道我除了上大学就没有办法走出来吗?你知道对我来说,专升本有多难吗?”
我突然想起来,林艺每日雷打不动的晚自习,写满备注的笔记,以及我们唯一一次逛街,她买的唯一一件碎花长裙。
她说:“我千辛万苦走到这里,最后就去了你家饭馆,你做厨师,我当服务员吗?”
我说:“不会的。”
她回过头,脸上全是眼泪。
她说:“宋一鲤,那我们结婚吧。”
结婚一年,林艺离开那天,行李堆在饭馆门口,出租车开到路边,她不要我帮忙,把箱子放进后备厢。
后半夜的燕子巷悄无声息,饭馆灯牌没关。林艺靠近车门,冲我笑了笑,说:“你备菜吧,别耽误明天生意。”
柜台边的木架上吊着一根棉线,十几个夹子夹着我们的合影,从我的视角望去,林艺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变成了最后一张照片,和结婚照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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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艺离开燕子巷以后,我的生活越来越无望和松散。日常必须要完成的事,只剩母亲的衣食起居。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联系中介卖了饭馆,拿到的钱至少可以安顿母亲。
而林艺每月发来的消息,无一例外都是相同的话,催促我办离婚手续。
那些消息我没有删除,也没有答复。这是我和世界最后的纽带,答应她,如同踢翻了上吊者脚下的凳子,无法反悔,永远安眠。
车祸是为了让她来看我一眼,仅此一眼。
林艺走出病房,我一点一点萎缩。
没多久她发来消息:“三天后我再来,我们去趟民政局,把婚离了。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继续不同意也无所谓,诉讼解决吧。”
我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想不出如何回复。
林艺又发来消息:“我房子装修好了,有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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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待了三天。白天蜷缩在被窝,仔细翻手机,检查备忘录里哪些事还没有完成,聊天记录和相册哪些需要删除。
晚上买点啤酒,上楼顶,一个人喝到可以睡着。夜风吹拂,城南的灯覆盖街头巷尾,人们深藏进各自的领地。
如果我死了,应该没有追悼会。遥远的小镇,我经历过父亲的葬礼。按照农村的习俗,从守灵抬棺到诵经,雨水中摆了三天的白席。许多未曾谋面的亲戚和乡亲,人头拥挤在临时搭建的布棚,我那时候七岁,不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母亲住在小镇车站的旅馆,没有参加葬礼,早上带我到雨棚门口,晚上再接我回旅馆。
长大后我问母亲:“你恨不恨他?”
母亲说:“恨。”
我也恨,但对父亲的记忆太模糊,脑海里甚至勾勒不出他的面容。这种对陌生人的恨,痛彻心扉,直到母亲脑梗抢救,出院后口齿不清,我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汹涌的恨意,胸腔日夜战栗,仿佛无处泄洪的堤坝。
我兜里搁着一瓶安眠药。三天后林艺再来,听到我的死讯,她会难过吧。最好有一点内疚。让她抱着一点内疚度过余生,也算我开的最后一个玩笑。
在医院死去,太平间都是现成的,没有身后事,省得给无辜的人添麻烦。
疗养院的母亲偶尔意识清醒一下,会想起我。她的口袋里有一张我和林艺的结婚照,背后写了一行字,告诉她儿子去结婚了。
我还买了烤肠,委托护士带给那个贪吃的小女孩,这应该是我欠个这世界的最后一件事。
第三天深夜,我走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拎着面包和啤酒走回医院。南京的小雨一直没停,住院部灯火通明,我挑了张草坪角落的长椅,擦都没擦,坐着发呆。
路灯照亮细微的雨丝,我的影子融进大树,一切沉寂,仿佛宇宙初生,生长和消亡不为人知。
面包、啤酒和安眠药依次摆开,这是我今夜的安排。不记得喝到第几罐啤酒,发亮的雨丝在眼帘旋转,如同无数闪烁的耳环,天地之中舞动不休。
下辈子快乐的事可能多一些。
我试图笑一笑,眼泪却哗啦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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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对活着失去耐心时,就想到母亲。想到她曾在人间年轻健康,过普通人的生活,而日出日落之间劳作都是为了我。
她操劳一生的饭馆,我卖了,连同那栋祖辈留给她的小楼,六十万,全部缴纳疗养院的费用。父亲走了之后,我和母亲的生活开销,全部依靠小饭馆的经营。我分辨不出自己对饭馆的感情,母亲用它养大了我,而我厌恶自己只能困在那里。
长椅冰凉,雨水浸透的衣裤渐渐沉重,平躺的我意识即将退散,想起一个人。
大学时代,从没想过接手饭馆。同宿舍的吴栖,因为脸太方,人称方块七,一直坚信我未来可期。
他踩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搞了一堆小商品在食堂门口摆地摊,风雨无阻,每日叫卖四小时。他把挣来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寄回家,一份放在抽屉里,告诉我抽屉里的钱随便拿。
我没有拿过,直到谈恋爱,第一次约会,硬着头皮问方块七借钱。方块七打开抽屉,把所有的钱都塞进我口袋,说:“别去肯德基,找家西餐厅行不行,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你先全拿着。”
方块七说:“别想着还了,将来你们要是结婚,就当我的份子钱。”
方块七是大三退学的。批发市场里发生群殴,他护着自己的货,挨了十几棍,严重脑震荡,都查不出来谁下的手。
毕业后我攒了点钱,坐长途车去泰州,方块七的老家。两年没见,我做梦也想不到,方块七基本没有自理能力了,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年迈的父母照顾。当时我坐在床边,方块七瞪着眼睛,眼珠调整方向,咧着嘴口水淌个不停,喉咙卡出一声声的嗬嗬嗬。
他父亲手忙脚乱给垫上枕头,对我说:“他看到你了,他认识你,他认识你的。”
方块七靠着枕头,身体松软,胳膊摆在两侧,只有手指像敲键盘一样抖动,脑袋转不过去,就眼珠斜望我,眼泪一颗一颗滚下来。
他父亲说:“他想跟你讲话,讲不出来,急。”
我抓着方块七的手,说:“那你听我讲,我讲,你听。”
絮絮叨叨半个多小时,方块七的父亲都打起了瞌睡。
我替方块七掖好被子,站起来说:“我走了。”
沉默一会儿,说:“我过得不好,做做家里的那个小饭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平静许久的方块七突然脖子暴起了青筋,嘴巴张大,头往前一下一下地倾,用尽全身力气,向前倾一下,便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叫。
我被吓到了,跌跌撞撞冲出房门,蹲在院子里失声痛哭。
我知道,方块七不接受自己的生活,也不接受我的生活。
我们两人曾经是上下铺,深更半夜聊天。方块七说:“你将来肯定能干成大事。”我问:“什么大事?”方块七说:“你看我摆地摊这么拼,也算人才,将来你干大事,一定要记得带上我。”
我说:“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方块七用脚顶了顶床板,说:“宋一鲤,你相信我,只要活着,你什么事都能干成。”
回程车上,我昏昏欲睡,耳边回响着方块七痛苦的嘶喊。像一个哑巴被擀面杖压住胸腔,把人当饺子皮一样擀,才能挤出那么凄惨撕裂的声音。
恍恍惚惚,方块七的哭声,母亲的哭声,混合着自己的哭声,在小雨中此起彼伏。我摸到长椅上的药瓶,整瓶倒进了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