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明还是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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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的冲突
“蒙古”这一称谓始见于《后唐书》、《契丹国志》，称作“蒙兀室韦”和“萌古”，宋代以后文献确定为“蒙古”，意思是“马背上的民族”，秦汉时期叫匈奴，这是对北方、西部众多游牧民族的一个泛称，所指基本上是东起额尔古纳河，北至贝加尔湖，西至阿尔泰山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原王朝通过各种手段（军事占领、通婚结盟）所能控制的北方、西方极限势力范围，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蒙古极盛之时，要远远扩大了这个版图，所以，以上地理界限是从中原农业文明的立场来界定的，即所谓鞭之所及。
蒙古大体可以划分为西蒙、漠北蒙古（外蒙）、漠南蒙古（内蒙），清朝初年，西蒙古势力被康熙击溃、漠南蒙古归附中原、漠北蒙古最终承认了大清的宗主国地位，臣服于满清控制下的中原文明。
蒙古地区历史上走马灯一般出现过犬戎、突厥、匈奴、回鹘、契丹、大元等强力政权，再加上西域高昌、车师、于阗、疏勒、鄯善、龟兹、焉耆等大大小小五十余国，分化、组合、屠戮、融合，交织成一部异常复杂、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生态图景。
蒙古与中原的纷争是伴随中原文明成长自始至终的，即随着中原势力不断膨胀、蒙古势力不断被压缩向北，这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发生的一场难以调和的历史较量，是为争取生存空间的残酷斗争，双方势力互有消长，甚至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历史上消灭过宋、大明，建立过统治整个大中国地区的大元王朝、大清王朝，但总体上说游牧文明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宿命没有改观。
不过这一切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蒙古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并不适宜农业种植，游牧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它也是一方洒满北方游牧民族先祖汗水、泪水、血水，值得他们去誓死捍卫的热土。笔者认为定义为南北冲突似乎更加合理。
历史上发动主动攻击的一方，绝大部分是蒙古。往往是其先南下抢掠、屠杀，然后招至中原地区的反击，多少王朝成败兴亡如东逝之水，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漫长的杀伐和短暂的和平中度过了五千年。
为什么来自北方的攻击历史上屡屡得手呢？为什么被视为先进文明的中原农业文明在较量中屡屡落败呢？除了军事指挥的能力、士兵的战斗力高低、军事装备方面的差异等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地球！
地球从西向东高速旋转，地面上所有物体都会具备惯性，顺应地球自转方向的运动，这就是惯性力，同时地面上所有物体都具备指向地心的重力。在地球赤道上这两种力量呈垂直的平衡状态，赤道以北这两种力量就会产生一定夹角和扭屈，拉动北半球所有物体向右偏转，同样道理在南半球所有物体都会向左偏转。这和军事斗争有关系吗？应当说意义非常重大。北半球训练有素的炮兵（武器要具备一定射程）如果不加正确训练或火控指挥系统不作调整，到了南半球作战就等于废了武功。现代在这个问题上闹的最大笑话是英阿马岛之战，英军军舰炮击阿根廷守军阵地，命中率非常低下，英军按照训练中的常规办法进行修正，结果命中率更低了，弄得灰头土脸，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一贯优秀的炮手是怎么？直到战后总结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人类要生存，最重要的的就是水源。所以，所有城镇的建设必须临近江河、湖泊。在北半球，河水自西向东流动过程中向右偏，直接冲刷、侵蚀河流的南岸，造成河岸崩塌，河流南部多洪水泛滥，北岸堤防高耸，相比南岸要完整安全，河流北部适宜居住，所以，古代大部分城镇的建设一般选择在江河的北部。在河流的北岸防御来自南方的进攻具备一定地貌优势，可如果敌人的威胁来自北方，身后是河，退无可退，防御优势顿时化为乌有，非常被动。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不断击败南方的自然原因。
(2)军事的较量
数千年来，随着北半球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气温逐渐上升，洪水泛滥造成大面积的冲击、淤积平原，导致草原面积逐步向北退缩，北方游牧部落追随草原变化的脚步，居住区逐步向北迁徙，同时随着人类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中原农业文明填补了留下来这一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就大体形成了一条不十分明显的农牧分界线,北方游牧,南方种植,中间的缓冲地带就是亦农亦耕,出现了水乳交融、相互通婚、彼此接受对方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大融合。北方向提供南方耕作需要的牲畜、肉类，南方向北方提供铁器和茶叶、粮食。不幸的是很快就演变成了南方利用北方提供的战马，北方使用南方提供的铁制武器开始了漫长、残酷的厮杀过程。
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被犬戎破镐京，这也许是有明确史料记载以来，中原文明所遭受来自北方的第一次重创。东周末年，秦国经历商鞅变法和吕不韦长期执政，加上气吞万里的盖世秦皇，励精治图终于造就了一直能够扫平中原六国的虎狼之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中，体会到来自远古的心灵震撼和叹服。秦王扫**后派大将蒙恬打击北方，驱赶了匈奴势力，但也不得不修筑一道万里长城来防御北方匈奴的威胁，其实秦皇所作的主要是把以前北方诸侯国各自修筑的城墙联结起来，长城修到山海关入海是明代戚继光所为，为修筑长城秦朝征发天下徒役，劳民伤财搞的天下民怨沸腾，不仅留下了孟姜女哭长城的著名传说，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就发生在他们被押送去修长城的路上！以强秦雄霸中国的军力，难道也对匈奴无可奈何吗？
这要从古代中原各国的军制说起，因为马匹缺乏，士兵不善于骑射，古代中原各**事斗争主要是步战和战车（乘），近距离使用弓孥，贴身使用矛戈等冷兵器，战车用来冲击敌阵，即使人仰车翻也会严重破坏敌人的阵型，所以战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武器，古代评价大国小国也正是以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来区分。两军交战分左、中、右军列阵迎敌（这就是“三军”的由来），部分强国还设后军作为预备队。两军交战就是两股人流冲撞在一起，残酷地格杀，刺入敌人身体的武器未及拔出就有可能被身边的敌人砍倒，再勇武的猛士也会在奔跑厮杀中力竭而亡，人员的消耗损失非常巨大，所以才会有《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的感慨“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三国演义》等文学描述的两军相对，仅由军事将领出战分高下、定输赢的情形基本不会出现。古代中原各国这套战法用于内战尚可，对付骑兵就会立即陷入困境。
北方骑兵身材高大威武、体能充沛、势大力沉，骑上战马快速如风，冲锋时可以紧贴马背或摇摆于战马左右两肋躲避箭矢，中原军队士兵与蒙古骑兵交手往往来不及射出第二只箭，就已倒在刀锋之下，除非一箭就能将敌人射落下马，这与当时武器射速太低有直接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对付蒙古骑兵部队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无一例外是神射手，他们统帅的部队也全部精于骑射，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蒙古战法，如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后面论述）。因为蒙古骑兵快速运动，当蒙古骑兵攻击中原军队左翼时，中军和右军就发挥不出作用，来不及支援。三军横向列阵，往往又被冲击、分割成数段，各个歼灭，大多数情况下蒙古骑兵总能以少胜多，轻松击败中原军队，一旦战败中原军队连逃跑也赛不过马蹄，往往全军覆灭、伤亡惨重。中原军队对付蒙古骑兵凭城固守，尽量避免野战，就成了中原对北方用兵的一条军事原则。
对付骑兵吃大亏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古代，1936－－1937年红军西路军被甘肃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骑兵部队全军尽墨就是现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解放军西征解放甘肃、宁夏地区时，才由彭德怀洗雪了前仇－－－－－小部队引诱敌人骑兵出击，阵前数百挺机枪攒射，打的“三马”人仰马翻，一举全歼。
蒙古军队之所以不好对付，还存在一定气象原因。这就是蒙古可以随时南下进攻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要向北反击却遭遇到气象条件的限制，岑参在《白雪歌》中就曾记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又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从中可见古代戍关、征战的艰辛和自然条件的恶劣。
由于前文所述原因，中原军队抗击蒙古南下袭扰的战争也就格外惨烈。蒙古军队南下一般是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后，就返回草原，不作长期停留，毕竟草原才是它们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蒙古各部落势力也是内部纷争不绝，城头变幻大王旗，充满了血腥的部落仇杀，同中原地区一样经历着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在蒙古各部轮番洗劫下，北方城郭焚弃、人口灭绝、赤地千里，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中原王朝国家政权被肆意羞辱，“胡虏”遂成为中原文明的千年之患。我国唐代诗人李白在《子夜吴歌》中就曾写下：“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不教胡马度阴山”成为中原人民梦寐以求的期盼。
可是万里长城也不能够阻挡蒙古军队南下的铁蹄，长城因为没有完全联结，存在许多缺口，敌军可以绕道而行，长城守备不足，往往被轻易突破，这个被世界称为雄奇的浩大战略工程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只不过成了点燃烽火，通知内地“蒙古骑兵来了！”的了望哨。
敌人来了，守土有责，再实力不济，中原军队也只能与强大的敌军舍命搏杀，死者十之**，真可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蒙古的连年入侵，给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原王朝带来空前的浩劫，却往往对此无可奈何而空悲叹。连年的战火和边事，大量人口被征发戍边，伤亡惨重，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杜甫在《兵车行》中就描绘了人民的苦难“车遴遴，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读此诗篇，人民遭受的痛苦令人感慨万千。
古代中原王朝为应对蒙古的威胁，一般采取了以下几种方略：
1、军事进攻
2、筑城、屯田防御
3、进贡求和
4、合亲结盟
以上几个方面往往结合使用，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
筑城、屯田防御乃是不得已的办法，在边境修筑坚城、设关隘，小股蒙古骑兵来犯时就出城交战，敌人势大就闭关不出、专事防御，也能为附近百姓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屯田是为了能够长期坚守，不过分依赖南方或内地后勤支援。这个办法直到今天还被新疆建设兵团、东北北大荒使用。
进贡求和也是得到使用较多的办法，就是中原政权向蒙古各部每年奉送大量黄金、白银、铁器、绫罗绸缎、粮食等等，这在中原王朝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尤以宋代为甚。宋朝向西夏、大金、大辽等许多北方政权俯首称臣，每年支付巨额贡品来换取平安，几乎占到朝廷岁入的一半，遇到灾年还入不敷出，蒙古还往往背信弃义嫌中原贡纳的东西品质不好、粮食不是新粮，继续兴兵来犯，中原朝廷只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增加贡奉数量以曲意逢迎。为了求和，中原地区有时还不得不割让土地。
相对消极防御的筑城、丧权辱国的进贡求和，合亲结盟的办法就值得称道了。中原朝廷派遣公主嫁给蒙古各部，作儿女亲家。此举不但可以联合一些北方同样饱受蒙古强权欺凌的国家（主要是西域方向）共同对敌，如果女儿嫁给了蒙古单于至少可以换取几年的和平，蒙古一些部落作了中原王朝的亲家，其它部落南下侵略就有了后顾之忧，这种制造彼此隔阂、拆散蒙古部落联盟、以求自保的策略，也就被中原历代统治者“发扬光大”了。据统计，历史上中国中原政权有700多位年青貌美的公主或皇妃下嫁蒙古，这些人一般是作蒙古王公的妃子，没有机会登上太后的宝座，她们生养的孩子们，依照草原的风俗也不能象在中原那样继承王位，她们中有许多女子不适应蒙古严酷的自然环境，过早地夭亡了，一些人还被蒙古主家任意赏赐给他人享用，但正是这些被牺牲的中原女子们以其苦难的命运，竟然为中原王朝换来了500多年的和平！
其中比较著名的合亲事件有：
1）汉武帝女嫁乌孙
唐诗人李颀《古从军行》中记录了这一事件：“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度交河。行人凋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这句诗词曾被琼瑶在《还珠格格》一书中引用）
2）昭军出塞
汉元帝的妃子王昭君被作为政治牺牲品嫁给蒙古呼韩邪单于。杜甫《咏怀古迹》一文记述：“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沦。”
3）明代“历配三王”
明代隆庆年间，公主嫁给蒙古国王，后来又依次嫁给其儿子和孙子，史称“历配三王”，为大明王朝带来了20多年的和平。
中原王朝每次嫁女都要陪送很多人口、财宝作为嫁妆，蒙古方面往往回报几十、数百张兽皮了事。
先秦时代，华夏文明的腹地并不广阔，它基本被压缩在西起嘉裕关、东到大海，北起阴山、南到五岭的范围。
据史书记载，古代中国自夏代(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大禹的儿子启,初次统一华夏，建立统一国家之后，共传十七王，延续约471年，后为商汤所灭.。
商朝经历了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延续之后，在朝歌的烈火中，被周朝取而代之。
西周自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镐京被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宣告覆灭。
其后的东周（前770年－前256年），王室暗弱，诸侯雄起，也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具体如何划分“春秋”和“战国”，史学界莫衷一是。大体公认：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独大，统领西周朝纲，其他诸侯俯首称臣。战国时期，诸侯国谁也不服谁，混战厮杀！
以上有三个问题：
1）古中国，国家是何时建立的？目前没有发现有更久远的资料记载，就是记载了也无人能认识史前的那些文字，所以就只好默认为是夏朝吧。
2）东周之前，虽然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政权更替，但古中国近1300年一直保持江山统一，从没有分裂过。东周开始，古中国第一次出现了长达500多年的分裂，狼烟四起，战乱不止。此时民心思定，渴望统一。
3）许多人认为秦国征服六国，是野蛮战胜文明。笔者以为恰恰相反，那是文明战胜野蛮，光复华夏的辉煌壮举。
首先，秦国征服了东周，领受周统，占据了统治合法性和道义的制高点。
其次，关东六国混战不休，国力大弱。而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农耕水利技术的发展，农业文明若要继续快速发展，也呼唤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出现，这就是统一、止战。
秦国险要的地势和关隘、强大的军力，使得渭河大平原、巴蜀一代，基本未受到严重的战争祸害（只是短暂被攻破过函谷关），保持了长足的发展势头，较六国明显要更加稳定、先进。
在政治文化方面，秦国秦孝公即位之初，曾为秦国国家衰弱、被关东六国蔑视而痛心疾首，下求贤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大兴改革开放之风、变法图强，招揽了六国无数的人才入秦，其中既有战略家、政治家，更有许多能工巧匠、文人墨客，使得秦国各项事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很快崛起为区域强国。
这样：一统华夏江山的重任，交由秦国来完成，自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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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的冲突
“蒙古”这一称谓始见于《后唐书》、《契丹国志》，称作“蒙兀室韦”和“萌古”，宋代以后文献确定为“蒙古”，意思是“马背上的民族”，秦汉时期叫匈奴，这是对北方、西部众多游牧民族的一个泛称，所指基本上是东起额尔古纳河，北至贝加尔湖，西至阿尔泰山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原王朝通过各种手段（军事占领、通婚结盟）所能控制的北方、西方极限势力范围，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蒙古极盛之时，要远远扩大了这个版图，所以，以上地理界限是从中原农业文明的立场来界定的，即所谓鞭之所及。
蒙古大体可以划分为西蒙、漠北蒙古（外蒙）、漠南蒙古（内蒙），清朝初年，西蒙古势力被康熙击溃、漠南蒙古归附中原、漠北蒙古最终承认了大清的宗主国地位，臣服于满清控制下的中原文明。
蒙古地区历史上走马灯一般出现过犬戎、突厥、匈奴、回鹘、契丹、大元等强力政权，再加上西域高昌、车师、于阗、疏勒、鄯善、龟兹、焉耆等大大小小五十余国，分化、组合、屠戮、融合，交织成一部异常复杂、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生态图景。
蒙古与中原的纷争是伴随中原文明成长自始至终的，即随着中原势力不断膨胀、蒙古势力不断被压缩向北，这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发生的一场难以调和的历史较量，是为争取生存空间的残酷斗争，双方势力互有消长，甚至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历史上消灭过宋、大明，建立过统治整个大中国地区的大元王朝、大清王朝，但总体上说游牧文明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宿命没有改观。
不过这一切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蒙古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并不适宜农业种植，游牧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它也是一方洒满北方游牧民族先祖汗水、泪水、血水，值得他们去誓死捍卫的热土。笔者认为定义为南北冲突似乎更加合理。
历史上发动主动攻击的一方，绝大部分是蒙古。往往是其先南下抢掠、屠杀，然后招至中原地区的反击，多少王朝成败兴亡如东逝之水，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漫长的杀伐和短暂的和平中度过了五千年。
为什么来自北方的攻击历史上屡屡得手呢？为什么被视为先进文明的中原农业文明在较量中屡屡落败呢？除了军事指挥的能力、士兵的战斗力高低、军事装备方面的差异等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地球！
地球从西向东高速旋转，地面上所有物体都会具备惯性，顺应地球自转方向的运动，这就是惯性力，同时地面上所有物体都具备指向地心的重力。在地球赤道上这两种力量呈垂直的平衡状态，赤道以北这两种力量就会产生一定夹角和扭屈，拉动北半球所有物体向右偏转，同样道理在南半球所有物体都会向左偏转。这和军事斗争有关系吗？应当说意义非常重大。北半球训练有素的炮兵（武器要具备一定射程）如果不加正确训练或火控指挥系统不作调整，到了南半球作战就等于废了武功。现代在这个问题上闹的最大笑话是英阿马岛之战，英军军舰炮击阿根廷守军阵地，命中率非常低下，英军按照训练中的常规办法进行修正，结果命中率更低了，弄得灰头土脸，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一贯优秀的炮手是怎么？直到战后总结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人类要生存，最重要的的就是水源。所以，所有城镇的建设必须临近江河、湖泊。在北半球，河水自西向东流动过程中向右偏，直接冲刷、侵蚀河流的南岸，造成河岸崩塌，河流南部多洪水泛滥，北岸堤防高耸，相比南岸要完整安全，河流北部适宜居住，所以，古代大部分城镇的建设一般选择在江河的北部。在河流的北岸防御来自南方的进攻具备一定地貌优势，可如果敌人的威胁来自北方，身后是河，退无可退，防御优势顿时化为乌有，非常被动。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不断击败南方的自然原因。
(2)军事的较量
数千年来，随着北半球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气温逐渐上升，洪水泛滥造成大面积的冲击、淤积平原，导致草原面积逐步向北退缩，北方游牧部落追随草原变化的脚步，居住区逐步向北迁徙，同时随着人类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中原农业文明填补了留下来这一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就大体形成了一条不十分明显的农牧分界线,北方游牧,南方种植,中间的缓冲地带就是亦农亦耕,出现了水乳交融、相互通婚、彼此接受对方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大融合。北方向提供南方耕作需要的牲畜、肉类，南方向北方提供铁器和茶叶、粮食。不幸的是很快就演变成了南方利用北方提供的战马，北方使用南方提供的铁制武器开始了漫长、残酷的厮杀过程。
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被犬戎破镐京，这也许是有明确史料记载以来，中原文明所遭受来自北方的第一次重创。东周末年，秦国经历商鞅变法和吕不韦长期执政，加上气吞万里的盖世秦皇，励精治图终于造就了一直能够扫平中原六国的虎狼之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中，体会到来自远古的心灵震撼和叹服。秦王扫**后派大将蒙恬打击北方，驱赶了匈奴势力，但也不得不修筑一道万里长城来防御北方匈奴的威胁，其实秦皇所作的主要是把以前北方诸侯国各自修筑的城墙联结起来，长城修到山海关入海是明代戚继光所为，为修筑长城秦朝征发天下徒役，劳民伤财搞的天下民怨沸腾，不仅留下了孟姜女哭长城的著名传说，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就发生在他们被押送去修长城的路上！以强秦雄霸中国的军力，难道也对匈奴无可奈何吗？
这要从古代中原各国的军制说起，因为马匹缺乏，士兵不善于骑射，古代中原各**事斗争主要是步战和战车（乘），近距离使用弓孥，贴身使用矛戈等冷兵器，战车用来冲击敌阵，即使人仰车翻也会严重破坏敌人的阵型，所以战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武器，古代评价大国小国也正是以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来区分。两军交战分左、中、右军列阵迎敌（这就是“三军”的由来），部分强国还设后军作为预备队。两军交战就是两股人流冲撞在一起，残酷地格杀，刺入敌人身体的武器未及拔出就有可能被身边的敌人砍倒，再勇武的猛士也会在奔跑厮杀中力竭而亡，人员的消耗损失非常巨大，所以才会有《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的感慨“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三国演义》等文学描述的两军相对，仅由军事将领出战分高下、定输赢的情形基本不会出现。古代中原各国这套战法用于内战尚可，对付骑兵就会立即陷入困境。
北方骑兵身材高大威武、体能充沛、势大力沉，骑上战马快速如风，冲锋时可以紧贴马背或摇摆于战马左右两肋躲避箭矢，中原军队士兵与蒙古骑兵交手往往来不及射出第二只箭，就已倒在刀锋之下，除非一箭就能将敌人射落下马，这与当时武器射速太低有直接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对付蒙古骑兵部队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无一例外是神射手，他们统帅的部队也全部精于骑射，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蒙古战法，如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后面论述）。因为蒙古骑兵快速运动，当蒙古骑兵攻击中原军队左翼时，中军和右军就发挥不出作用，来不及支援。三军横向列阵，往往又被冲击、分割成数段，各个歼灭，大多数情况下蒙古骑兵总能以少胜多，轻松击败中原军队，一旦战败中原军队连逃跑也赛不过马蹄，往往全军覆灭、伤亡惨重。中原军队对付蒙古骑兵凭城固守，尽量避免野战，就成了中原对北方用兵的一条军事原则。
对付骑兵吃大亏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古代，1936－－1937年红军西路军被甘肃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骑兵部队全军尽墨就是现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解放军西征解放甘肃、宁夏地区时，才由彭德怀洗雪了前仇－－－－－小部队引诱敌人骑兵出击，阵前数百挺机枪攒射，打的“三马”人仰马翻，一举全歼。
蒙古军队之所以不好对付，还存在一定气象原因。这就是蒙古可以随时南下进攻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要向北反击却遭遇到气象条件的限制，岑参在《白雪歌》中就曾记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又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从中可见古代戍关、征战的艰辛和自然条件的恶劣。
由于前文所述原因，中原军队抗击蒙古南下袭扰的战争也就格外惨烈。蒙古军队南下一般是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后，就返回草原，不作长期停留，毕竟草原才是它们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蒙古各部落势力也是内部纷争不绝，城头变幻大王旗，充满了血腥的部落仇杀，同中原地区一样经历着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在蒙古各部轮番洗劫下，北方城郭焚弃、人口灭绝、赤地千里，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中原王朝国家政权被肆意羞辱，“胡虏”遂成为中原文明的千年之患。我国唐代诗人李白在《子夜吴歌》中就曾写下：“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不教胡马度阴山”成为中原人民梦寐以求的期盼。
可是万里长城也不能够阻挡蒙古军队南下的铁蹄，长城因为没有完全联结，存在许多缺口，敌军可以绕道而行，长城守备不足，往往被轻易突破，这个被世界称为雄奇的浩大战略工程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只不过成了点燃烽火，通知内地“蒙古骑兵来了！”的了望哨。
敌人来了，守土有责，再实力不济，中原军队也只能与强大的敌军舍命搏杀，死者十之**，真可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蒙古的连年入侵，给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原王朝带来空前的浩劫，却往往对此无可奈何而空悲叹。连年的战火和边事，大量人口被征发戍边，伤亡惨重，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杜甫在《兵车行》中就描绘了人民的苦难“车遴遴，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读此诗篇，人民遭受的痛苦令人感慨万千。
古代中原王朝为应对蒙古的威胁，一般采取了以下几种方略：
1、军事进攻
2、筑城、屯田防御
3、进贡求和
4、合亲结盟
以上几个方面往往结合使用，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
筑城、屯田防御乃是不得已的办法，在边境修筑坚城、设关隘，小股蒙古骑兵来犯时就出城交战，敌人势大就闭关不出、专事防御，也能为附近百姓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屯田是为了能够长期坚守，不过分依赖南方或内地后勤支援。这个办法直到今天还被新疆建设兵团、东北北大荒使用。
进贡求和也是得到使用较多的办法，就是中原政权向蒙古各部每年奉送大量黄金、白银、铁器、绫罗绸缎、粮食等等，这在中原王朝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尤以宋代为甚。宋朝向西夏、大金、大辽等许多北方政权俯首称臣，每年支付巨额贡品来换取平安，几乎占到朝廷岁入的一半，遇到灾年还入不敷出，蒙古还往往背信弃义嫌中原贡纳的东西品质不好、粮食不是新粮，继续兴兵来犯，中原朝廷只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增加贡奉数量以曲意逢迎。为了求和，中原地区有时还不得不割让土地。
相对消极防御的筑城、丧权辱国的进贡求和，合亲结盟的办法就值得称道了。中原朝廷派遣公主嫁给蒙古各部，作儿女亲家。此举不但可以联合一些北方同样饱受蒙古强权欺凌的国家（主要是西域方向）共同对敌，如果女儿嫁给了蒙古单于至少可以换取几年的和平，蒙古一些部落作了中原王朝的亲家，其它部落南下侵略就有了后顾之忧，这种制造彼此隔阂、拆散蒙古部落联盟、以求自保的策略，也就被中原历代统治者“发扬光大”了。据统计，历史上中国中原政权有700多位年青貌美的公主或皇妃下嫁蒙古，这些人一般是作蒙古王公的妃子，没有机会登上太后的宝座，她们生养的孩子们，依照草原的风俗也不能象在中原那样继承王位，她们中有许多女子不适应蒙古严酷的自然环境，过早地夭亡了，一些人还被蒙古主家任意赏赐给他人享用，但正是这些被牺牲的中原女子们以其苦难的命运，竟然为中原王朝换来了500多年的和平！
其中比较著名的合亲事件有：
1）汉武帝女嫁乌孙
唐诗人李颀《古从军行》中记录了这一事件：“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度交河。行人凋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这句诗词曾被琼瑶在《还珠格格》一书中引用）
2）昭军出塞
汉元帝的妃子王昭君被作为政治牺牲品嫁给蒙古呼韩邪单于。杜甫《咏怀古迹》一文记述：“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沦。”
3）明代“历配三王”
明代隆庆年间，公主嫁给蒙古国王，后来又依次嫁给其儿子和孙子，史称“历配三王”，为大明王朝带来了20多年的和平。
中原王朝每次嫁女都要陪送很多人口、财宝作为嫁妆，蒙古方面往往回报几十、数百张兽皮了事。
先秦时代，华夏文明的腹地并不广阔，它基本被压缩在西起嘉裕关、东到大海，北起阴山、南到五岭的范围。
据史书记载，古代中国自夏代(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大禹的儿子启,初次统一华夏，建立统一国家之后，共传十七王，延续约471年，后为商汤所灭.。
商朝经历了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延续之后，在朝歌的烈火中，被周朝取而代之。
西周自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镐京被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宣告覆灭。
其后的东周（前770年－前256年），王室暗弱，诸侯雄起，也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具体如何划分“春秋”和“战国”，史学界莫衷一是。大体公认：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独大，统领西周朝纲，其他诸侯俯首称臣。战国时期，诸侯国谁也不服谁，混战厮杀！
以上有三个问题：
1）古中国，国家是何时建立的？目前没有发现有更久远的资料记载，就是记载了也无人能认识史前的那些文字，所以就只好默认为是夏朝吧。
2）东周之前，虽然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政权更替，但古中国近1300年一直保持江山统一，从没有分裂过。东周开始，古中国第一次出现了长达500多年的分裂，狼烟四起，战乱不止。此时民心思定，渴望统一。
3）许多人认为秦国征服六国，是野蛮战胜文明。笔者以为恰恰相反，那是文明战胜野蛮，光复华夏的辉煌壮举。
首先，秦国征服了东周，领受周统，占据了统治合法性和道义的制高点。
其次，关东六国混战不休，国力大弱。而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农耕水利技术的发展，农业文明若要继续快速发展，也呼唤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出现，这就是统一、止战。
秦国险要的地势和关隘、强大的军力，使得渭河大平原、巴蜀一代，基本未受到严重的战争祸害（只是短暂被攻破过函谷关），保持了长足的发展势头，较六国明显要更加稳定、先进。
在政治文化方面，秦国秦孝公即位之初，曾为秦国国家衰弱、被关东六国蔑视而痛心疾首，下求贤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大兴改革开放之风、变法图强，招揽了六国无数的人才入秦，其中既有战略家、政治家，更有许多能工巧匠、文人墨客，使得秦国各项事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很快崛起为区域强国。
这样：一统华夏江山的重任，交由秦国来完成，自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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