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九章 和平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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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九七四年，最引人瞩目的不是阿以签署停战协议，而是发生在中国的两件事情。
一九七四年一月，在春节休会前，中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法案，即《贵重金属储备法》，明确规定黄金为战略储备贵重金属，禁止以任何名义将用于战略储备的黄金输出国外。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部只针对中国国内的法案。
在该法案正式生效之后，其他国家存放在中国的黄金也将受到影响，即其他国家存放在中国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将只具有流通价值，即只用来进行贸易结算，必须无条件的存放在中国的金库里面。
说白了，即便拥有这些黄金的国家想要提现，得到的也不是黄金，而是等值货币。
显然，这件事情立即引发了金融风暴。
一时之间，华元被彻底看空。
对老百姓来说，最理想的选择肯定是立即把手里的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是用来购买一切能够保值的商品。
可是，对国家而言，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最受伤的，正是那些通过出口石油发财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的产油国。
比如，沙特拥有数百亿华元的外汇储备，在中国中央银行里存放了一千多吨黄金，而这几百亿的外汇根本不可能兑换成黄金，存放在中国的黄金也无法提取出来，也就必然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惨重损失。
紧接着。中国当局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二月初，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央行行长齐聚上海，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全体央行行长会议，商讨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之后的金融体系，为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做准备。
外界并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就是。在一月底，中国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集团主要成员国达成了双边协议，确认以华元做为石油贸易唯一的结算货币。以确保沙特等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利益，为进行金融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结果就是，在央行行长会议上。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得到了多数支持。
一九七四年四月，中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货币法》（一九七四年修正案），确定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而是根据市场浮动调整。
这下，华元在“苏州园林体系”中确立的信用完全崩溃了。
该法案通过后的第一周，华元就贬值了数十倍，与黄金的兑换比例由十比一跌落到了二百八十六比一。
到此，金融风暴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将持续数年之久，直到八零年代初，华元的币值才趋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也才接受了既成事实。
当然，金融危机也不全是以华元贬值为主。
在一九八零年初，华元的币值跌到谷底，加上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已经得到全面巩固，以及全世界对黄金的需求缩水。华元出现了一波反弹行情，并且维持到下半年，到一九八一年才再次由涨转跌。
这些折腾，保住了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关键就是，华元得到了石油输出国集团的承认，为全球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即买卖石油必须使用华元。
金融战场上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更重要的是，华元成为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其实际价值甚至超过了足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
原因很简单，在通过成为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巩固了地位之后，华元还成为了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
这样一来，任何一种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都受到了华元币值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都离不开国际贸易，而且贸易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例外。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典型的资源匮乏型工业国，其贸易结构以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为主。也就是说，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典型的进出口加工贸易国家，其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低价进口原料、高价出售工业产品来实现。如果无法低价进口原料，又无法高价出口工业产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就难以发展。
在这里面，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得简单一些，每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需要大量采购原料的时候，只需要贬低华元的币值，就能让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等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大规模出口产品的时候，则通过提高华元的币值来降低其盈利。这一进一出产生的剪刀差，就足够让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遭受惨重损失了。
说白了，货币成为了中德冷战的武器。
当然，这场货币战争，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九七八年，伊拉克宣布退出“阿拉伯联邦”。第二年，叙利亚也正式退出，“阿拉伯联邦”宣告解体。
虽然埃及、叙利亚与伊拉克依然把以色列当成头号敌国，但是“阿拉伯联邦”解体使得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大为改善。
一九七九年底，在中国的主导下，以色列开始与埃及就归还西奈半岛进行谈判。
在进行了大半年的谈判之后，以色列与埃及领导人在一九八零年四月，在中国的北戴河签署了著名的《埃以和平条约》，两国正式结束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战争状态，以色列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和平，而埃及则获得了西奈半岛。
当然，按照条约规定，埃及将不得在西奈半岛驻军。
只是，埃及也因此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袖地位。
要知道，戈兰高地还在以色列的掌握之中，约旦王国的部分领土也在以军占领之下。
说白了，这份和平条约，直接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解体。
两年后，以色列与约旦王国也签署了和平条约，以归还侵占领土的方式，获得了约旦王国的承认。
到此，在以色列的邻国中，依然敌对的只有叙利亚了。
更重要的是，埃及自动放弃阿拉伯国家领袖地位，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解体，促成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迅速投入中国怀抱。
到一九八零年底，整个中东与海湾地区，只有叙利亚与伊拉克依然坚持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交好。
虽然李承志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影响。
李承志并不知道，到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他的个人财产已经增加了一百多倍，主要就是李志强把他的所有储蓄都拿来购买黄金，并且在一九八零年全部变现，然后又在一九八一年再次用来购买黄金。经过两次折腾之后，李承志的个人财产不但没有在金融危机中缩水，反而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对李承志来说，钱根本就不是需要关心的东西。
到一九八一年，他已是五级军士，还是狙击手部队里资格最老的狙击手之一，更是下一任大队长最有力的人选。
黎洪波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出所料的话，他很快就会退役，或者是担任陆战队军士长。
当然，李承志也不年轻了。过完春节，他已三十六岁。
这几年，李承志很少回家，因为他仍然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个人问题，也就不想面对已经两鬓斑白的母亲。
再说了，三十多岁还是光棍，在当几年光棍也不是问题。
当然，李承志也不是没考虑过个人问题，还谈过几次恋爱，但是每次都无果而终，而且他也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
同样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顾祝同。
一九七五年，顾祝同当选国民议员，而且受中华民主党大选失利影响，暂时离开了政府工作岗位。
五年之后，顾祝同卷土重来，在中华民主党大选获胜之后，出任国防部长。
事实上，在一九八零年，顾祝同完全有资格参与竞选。更重要的是，中华复兴党政府在经济上的无所作为，让一九八零年的大选毫无悬念。说白了，不管是谁，只要代表中华民主党参与大选，都有把握当选总统。
只是，顾祝同没有这么做，只是加入了竞选团队，为自己谋得了国防部长的位置。
当然，没有人怀疑顾祝同的影响力。
说白了，只要他在政府中任职，不管在哪个位置上，其影响力都不会低于总统，而且拥有足够的实权。
更重要的是，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顾祝同能够做更多的实事。
别忘了，顾祝同最大的才干就是搞大工程。“载人登月项目”已经证明了顾祝同在管理与推动大型工程上的能力，而“登月竞赛”只是重创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让中国在宇航技术上取得反超，并没有击溃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无法用战争的方式、只能通过间接手段来击败对手的冷战中，中国需要一个规模更大、意义也更加巨大的工程来拖垮对手，而顾祝同担任国防部长，正是与此有关。
显然，顾祝同这次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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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九七四年，最引人瞩目的不是阿以签署停战协议，而是发生在中国的两件事情。
一九七四年一月，在春节休会前，中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法案，即《贵重金属储备法》，明确规定黄金为战略储备贵重金属，禁止以任何名义将用于战略储备的黄金输出国外。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部只针对中国国内的法案。
在该法案正式生效之后，其他国家存放在中国的黄金也将受到影响，即其他国家存放在中国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将只具有流通价值，即只用来进行贸易结算，必须无条件的存放在中国的金库里面。
说白了，即便拥有这些黄金的国家想要提现，得到的也不是黄金，而是等值货币。
显然，这件事情立即引发了金融风暴。
一时之间，华元被彻底看空。
对老百姓来说，最理想的选择肯定是立即把手里的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是用来购买一切能够保值的商品。
可是，对国家而言，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最受伤的，正是那些通过出口石油发财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的产油国。
比如，沙特拥有数百亿华元的外汇储备，在中国中央银行里存放了一千多吨黄金，而这几百亿的外汇根本不可能兑换成黄金，存放在中国的黄金也无法提取出来，也就必然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惨重损失。
紧接着。中国当局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二月初，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央行行长齐聚上海，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全体央行行长会议，商讨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之后的金融体系，为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做准备。
外界并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就是。在一月底，中国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集团主要成员国达成了双边协议，确认以华元做为石油贸易唯一的结算货币。以确保沙特等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利益，为进行金融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结果就是，在央行行长会议上。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得到了多数支持。
一九七四年四月，中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货币法》（一九七四年修正案），确定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而是根据市场浮动调整。
这下，华元在“苏州园林体系”中确立的信用完全崩溃了。
该法案通过后的第一周，华元就贬值了数十倍，与黄金的兑换比例由十比一跌落到了二百八十六比一。
到此，金融风暴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将持续数年之久，直到八零年代初，华元的币值才趋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也才接受了既成事实。
当然，金融危机也不全是以华元贬值为主。
在一九八零年初，华元的币值跌到谷底，加上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已经得到全面巩固，以及全世界对黄金的需求缩水。华元出现了一波反弹行情，并且维持到下半年，到一九八一年才再次由涨转跌。
这些折腾，保住了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关键就是，华元得到了石油输出国集团的承认，为全球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即买卖石油必须使用华元。
金融战场上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更重要的是，华元成为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其实际价值甚至超过了足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
原因很简单，在通过成为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巩固了地位之后，华元还成为了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
这样一来，任何一种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都受到了华元币值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都离不开国际贸易，而且贸易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例外。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典型的资源匮乏型工业国，其贸易结构以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为主。也就是说，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典型的进出口加工贸易国家，其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低价进口原料、高价出售工业产品来实现。如果无法低价进口原料，又无法高价出口工业产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就难以发展。
在这里面，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得简单一些，每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需要大量采购原料的时候，只需要贬低华元的币值，就能让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等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大规模出口产品的时候，则通过提高华元的币值来降低其盈利。这一进一出产生的剪刀差，就足够让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遭受惨重损失了。
说白了，货币成为了中德冷战的武器。
当然，这场货币战争，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九七八年，伊拉克宣布退出“阿拉伯联邦”。第二年，叙利亚也正式退出，“阿拉伯联邦”宣告解体。
虽然埃及、叙利亚与伊拉克依然把以色列当成头号敌国，但是“阿拉伯联邦”解体使得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大为改善。
一九七九年底，在中国的主导下，以色列开始与埃及就归还西奈半岛进行谈判。
在进行了大半年的谈判之后，以色列与埃及领导人在一九八零年四月，在中国的北戴河签署了著名的《埃以和平条约》，两国正式结束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战争状态，以色列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和平，而埃及则获得了西奈半岛。
当然，按照条约规定，埃及将不得在西奈半岛驻军。
只是，埃及也因此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袖地位。
要知道，戈兰高地还在以色列的掌握之中，约旦王国的部分领土也在以军占领之下。
说白了，这份和平条约，直接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解体。
两年后，以色列与约旦王国也签署了和平条约，以归还侵占领土的方式，获得了约旦王国的承认。
到此，在以色列的邻国中，依然敌对的只有叙利亚了。
更重要的是，埃及自动放弃阿拉伯国家领袖地位，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解体，促成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迅速投入中国怀抱。
到一九八零年底，整个中东与海湾地区，只有叙利亚与伊拉克依然坚持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交好。
虽然李承志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影响。
李承志并不知道，到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他的个人财产已经增加了一百多倍，主要就是李志强把他的所有储蓄都拿来购买黄金，并且在一九八零年全部变现，然后又在一九八一年再次用来购买黄金。经过两次折腾之后，李承志的个人财产不但没有在金融危机中缩水，反而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对李承志来说，钱根本就不是需要关心的东西。
到一九八一年，他已是五级军士，还是狙击手部队里资格最老的狙击手之一，更是下一任大队长最有力的人选。
黎洪波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出所料的话，他很快就会退役，或者是担任陆战队军士长。
当然，李承志也不年轻了。过完春节，他已三十六岁。
这几年，李承志很少回家，因为他仍然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个人问题，也就不想面对已经两鬓斑白的母亲。
再说了，三十多岁还是光棍，在当几年光棍也不是问题。
当然，李承志也不是没考虑过个人问题，还谈过几次恋爱，但是每次都无果而终，而且他也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
同样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顾祝同。
一九七五年，顾祝同当选国民议员，而且受中华民主党大选失利影响，暂时离开了政府工作岗位。
五年之后，顾祝同卷土重来，在中华民主党大选获胜之后，出任国防部长。
事实上，在一九八零年，顾祝同完全有资格参与竞选。更重要的是，中华复兴党政府在经济上的无所作为，让一九八零年的大选毫无悬念。说白了，不管是谁，只要代表中华民主党参与大选，都有把握当选总统。
只是，顾祝同没有这么做，只是加入了竞选团队，为自己谋得了国防部长的位置。
当然，没有人怀疑顾祝同的影响力。
说白了，只要他在政府中任职，不管在哪个位置上，其影响力都不会低于总统，而且拥有足够的实权。
更重要的是，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顾祝同能够做更多的实事。
别忘了，顾祝同最大的才干就是搞大工程。“载人登月项目”已经证明了顾祝同在管理与推动大型工程上的能力，而“登月竞赛”只是重创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让中国在宇航技术上取得反超，并没有击溃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无法用战争的方式、只能通过间接手段来击败对手的冷战中，中国需要一个规模更大、意义也更加巨大的工程来拖垮对手，而顾祝同担任国防部长，正是与此有关。
显然，顾祝同这次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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