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8章、蒙古，叫人心疼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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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8章、蒙古，叫人心疼的版图
蒙古从中国版图的实质分离出去，从鸦片战争之后就是开始，但真正让蒙古野心勃发的，还是当以库伦集团的所谓“蒙古独立运动”为最明晰的分水岭。
早在1911年7月，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年，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伦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的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的特别 “庇护”，以求“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
同年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8月17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外蒙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2年年9月3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3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
“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
在协约签订之时，蒙古大臣达喇嘛曾一再强烈要求将蒙古明明白白地写明为独立国身份，并将内蒙古也列入大蒙古版图。但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俄国这次并未接受这个要求，而是仍以“中国为蒙古宗主国”为基础签订了协约。
直到1915年6月，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正式的22条，蒙古从此事实上正式脱离了中国版图。
其中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中一战扬威，同时针对新中国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有了最为痛彻心扉的认识，从而也所有有着分离倾向的地区，不仅加大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投入，对任何试图分裂国家和完整主权的分裂分子都以铁腕。但蒙古却是在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是至今唯一无能为力的一处历史伤痛。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独立在后，再说什么也都是昨日黄花了。
但在蒙古分裂出去的整个进程中，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政权作为其中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却是铁定逃脱不了干系的。
也正因为如此，蒙古在成为前苏联铁壁保护下的所谓“独立国家”后，事实上不过还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虽然她有自己的政府，但总理的人选、任命均由老大哥说了算。虽然成建制地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完全听命于他人。其开国领袖苏赫巴特尔就是因为民族精神过于突出，并一直谋求真正的“翻身农奴得解放”，而在蒙古所谓的“独立纪念日”的头一年，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医院。
在整个前苏联时代，蒙古前后竟有10名上位总理，因为反对前苏联的政策而大多都是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陆续离奇死亡。其官方文字改为俄文字母拼写，原有文字被废除。在所谓 “独立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黄教，最后的结局同样也难逃灭顶之灾，庞大的喇嘛集团被勒令集体还俗，不从者而被追杀的无数黄教喇嘛，有很多最后都是暴尸荒郊。
所以，突击营蒙古支队自从悄然杀入蒙古境内之后，与其说一直游走、潜行于蒙古各旗势力范围中，还不如说是一直都在与当地的俄国驻军势力抗衡和周旋。
应该说，开始的时候，由于高志远贯彻突击营整个蒙古方略力度很大，也很坚决地将自己彻底放低到最下层，所以直到骑一军出现，俄国还一直误以为他们不过是一支小小的流寇而已，要么是为了躲避民国政府的追剿，要么就是为了逃开西进的日军追杀，才逃进这茫茫的草原和大戈壁。
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韬光养晦”的蒙古支队，这次突然以大集团行军一路向中蒙边境游击，沿途还趁势剿灭了一些占山为王的马匪、领主武装和被后世称为“车匪路霸”的拦路抢劫者，这才引起了各方势力的高度注意。
首先最为紧张的，自然是蒙古境内的各级苏联红军武装。当然，这时候的苏联红军在蒙古还是遵照最高苏维埃指示，处事还是非常低调的，只要其他势力还左右不了蒙古，他们一般都以隐居乔装为主。
当铺天盖地的的突击营骑一师以一个重装骑兵团、一个轻骑团，旋风般刮过蒙古大戈壁时，秘密驻扎在阿尔泰山脉的一支由一个骑兵团、两个山地营和一个步兵团、一个火炮营组成的苏联红军，曾经一度十分慌张，一面急电乌兰巴托苏联驻军总司令部和莫斯科，一面准备进行紧急拦截和防御。
不过，高志远很快就脱离了接触，忽左忽右，飘忽不定，直到突然现身在内蒙的阿拉善左旗，苏联红军方才长出一口气。
这支苏联武装的阿尔泰驻军最高指挥官格里高利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但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政治家。当侦察兵报回来的消息是内蒙的德王集团已经行动起来，这家伙顿时捻着他上唇特有的哥萨克胡子笑了起来。
“德王，是那个一心梦想要回到我们怀抱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老家伙吗？哈哈，他倒是一位赛马上的接力手呀。好吧，我们可以歇歇气了，该让这个老家伙去自己烦恼了。”
“噢，格里高利，德王那家伙就是一个老狐狸，你可别对他抱有多大的期望。前些天我们的侦察员回来，说的就是他。日本人已经将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派了过去，正式对外宣称成立了大日本国德王办事处，他不会来找我们了。”
说话的是格里高利的参谋长、同为顿河两岸哥萨克骑兵的罗莫罗索夫，虽然不是斯拉夫人，但他却有一个显赫的经历，曾在布琼尼骑兵军中担任过主力团长。
“田中隆吉，噢，一个丧家之犬吗？”
格里高利放下捋着胡须的大手，从裤兜里摸出一支烟斗，嘴角不觉浮现出一阵鄙夷的微笑来：
“这个日本猴子，就是命好而已。在上海失败前就被徘徊了关东。不然的话，中国的那个神秘将军释放的上海战俘名单中，就该也填上这个猴子的名字了。他妈的，他这么一掺和进来，还真是叫人有些头疼啊。”
这两位苏联红军蒙古秘密占领军头头，嘴里说的德王，在清末民初所谓的“蒙古独立运动”中，主张独立和自治、尤其是在对内蒙的划分上，叫嚣得最为激烈的一位蒙古王公贵族。在此后的突击营建国蒙古的进程中，这位臭名昭著但也颇有声望的分裂分子，将给孟遥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当然，这是后话了。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名为那木济勒旺楚克，世袭该旗的郡王。其父于1908年去世后，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应该说，在德王的成长过程中，正是晚清中国社会最为黑暗和饱受列强欺凌的时期。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穷其一生为他的所谓“独立和自治”摇旗呐喊，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的是放垦开荒政策，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了在该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强，不仅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 1928年更是改为权力更大、范围也更广的行省制度，到处设立垦务局，从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抵制、反抗放垦斗争。
自1929年起，境内先后有前郭尔罗旗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等。
这也为时年不过二十多岁的德王提出所谓的“改革旗政，出问蒙事”的梦想，无形中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舞台。
1930年，以吴鹤龄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了庞大的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
时任锡副盟长的德王立即抓住时机，联合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趁机通电宣布成立所谓的“蒙政会”。以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整个事件咱中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
与此同时，德王还派私人代表秘密面见蒋介石，一方面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的情报，表面请示实则威胁，用这种手法从南京政府和日本满疆政府中骗得了多种请拨经费和名目繁多的军费开支。
这样声势浩大而又两面暗中使劲的一场所谓独立运动，自然得到了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
1934年3月，正于中国工农红军打得不可开交的南京政府，被迫批准成立“蒙政会”，并在其后的四月间在百灵庙举行了隆重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
由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修成了“蒙政会”这样的正果，也不得不让人感慨真是乱世出英雄，乱世俱是奸雄横行啊。
不过，犹如一阵旋风刮过的突击营骑兵军，对德王而言同样也是虚惊一场。除了一路呼啸而过之时，顺手又捎带着灭了一些匪患之后，压根就没有任何逗留的意思，连所有军队惯常的走一路一路都要鸡犬不宁的现象都没有，仿佛真如他们自我宣传的那样，“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真正坐卧不安的，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了。
没错，正是历史上那三位坐拥青海、宁夏、甘肃等西北重镇的“三匹恶马”——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
原因不说都知道，因为像一路旋风刮来的骑兵军，一路走，一路都没有停过。可是到了西北境内，他们却突然停了下来，而且恰恰偏偏停在了他们正在调兵遣将的各个要隘上，有时走走，有时停停，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而更要命的是，一封接一封来自南京的急电，既让这三匹“恶马”打出一口气，又让他们从心眼里泛起一阵阵的苦水。
电文不仅多、快，而且前所未有的严厉和直言不讳：
“着令西北各部，对突然入境的不明骑兵武装，决不可轻举妄动，违令者将严惩不贷。”
这是为什么呢？
电文之后，终于有军政部大佬以私人名义打来了一个暗示电话：“委员长猜测，前日孟遥将军言明将去西北自行考察，很可能与此事有关。”
他妈那个巴子，如果真是这位爷大驾光临，谁还敢太岁头上动土啊。
马步青、马步芳和马鸿逵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最后都是以苦笑一声了之。
第368章、蒙古，叫人心疼的版图
蒙古从中国版图的实质分离出去，从鸦片战争之后就是开始，但真正让蒙古野心勃发的，还是当以库伦集团的所谓“蒙古独立运动”为最明晰的分水岭。
早在1911年7月，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年，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伦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的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的特别 “庇护”，以求“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
同年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8月17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外蒙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2年年9月3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3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
“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
在协约签订之时，蒙古大臣达喇嘛曾一再强烈要求将蒙古明明白白地写明为独立国身份，并将内蒙古也列入大蒙古版图。但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俄国这次并未接受这个要求，而是仍以“中国为蒙古宗主国”为基础签订了协约。
直到1915年6月，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正式的22条，蒙古从此事实上正式脱离了中国版图。
其中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中一战扬威，同时针对新中国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有了最为痛彻心扉的认识，从而也所有有着分离倾向的地区，不仅加大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投入，对任何试图分裂国家和完整主权的分裂分子都以铁腕。但蒙古却是在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是至今唯一无能为力的一处历史伤痛。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独立在后，再说什么也都是昨日黄花了。
但在蒙古分裂出去的整个进程中，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政权作为其中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却是铁定逃脱不了干系的。
也正因为如此，蒙古在成为前苏联铁壁保护下的所谓“独立国家”后，事实上不过还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虽然她有自己的政府，但总理的人选、任命均由老大哥说了算。虽然成建制地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完全听命于他人。其开国领袖苏赫巴特尔就是因为民族精神过于突出，并一直谋求真正的“翻身农奴得解放”，而在蒙古所谓的“独立纪念日”的头一年，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医院。
在整个前苏联时代，蒙古前后竟有10名上位总理，因为反对前苏联的政策而大多都是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陆续离奇死亡。其官方文字改为俄文字母拼写，原有文字被废除。在所谓 “独立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黄教，最后的结局同样也难逃灭顶之灾，庞大的喇嘛集团被勒令集体还俗，不从者而被追杀的无数黄教喇嘛，有很多最后都是暴尸荒郊。
所以，突击营蒙古支队自从悄然杀入蒙古境内之后，与其说一直游走、潜行于蒙古各旗势力范围中，还不如说是一直都在与当地的俄国驻军势力抗衡和周旋。
应该说，开始的时候，由于高志远贯彻突击营整个蒙古方略力度很大，也很坚决地将自己彻底放低到最下层，所以直到骑一军出现，俄国还一直误以为他们不过是一支小小的流寇而已，要么是为了躲避民国政府的追剿，要么就是为了逃开西进的日军追杀，才逃进这茫茫的草原和大戈壁。
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韬光养晦”的蒙古支队，这次突然以大集团行军一路向中蒙边境游击，沿途还趁势剿灭了一些占山为王的马匪、领主武装和被后世称为“车匪路霸”的拦路抢劫者，这才引起了各方势力的高度注意。
首先最为紧张的，自然是蒙古境内的各级苏联红军武装。当然，这时候的苏联红军在蒙古还是遵照最高苏维埃指示，处事还是非常低调的，只要其他势力还左右不了蒙古，他们一般都以隐居乔装为主。
当铺天盖地的的突击营骑一师以一个重装骑兵团、一个轻骑团，旋风般刮过蒙古大戈壁时，秘密驻扎在阿尔泰山脉的一支由一个骑兵团、两个山地营和一个步兵团、一个火炮营组成的苏联红军，曾经一度十分慌张，一面急电乌兰巴托苏联驻军总司令部和莫斯科，一面准备进行紧急拦截和防御。
不过，高志远很快就脱离了接触，忽左忽右，飘忽不定，直到突然现身在内蒙的阿拉善左旗，苏联红军方才长出一口气。
这支苏联武装的阿尔泰驻军最高指挥官格里高利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但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政治家。当侦察兵报回来的消息是内蒙的德王集团已经行动起来，这家伙顿时捻着他上唇特有的哥萨克胡子笑了起来。
“德王，是那个一心梦想要回到我们怀抱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老家伙吗？哈哈，他倒是一位赛马上的接力手呀。好吧，我们可以歇歇气了，该让这个老家伙去自己烦恼了。”
“噢，格里高利，德王那家伙就是一个老狐狸，你可别对他抱有多大的期望。前些天我们的侦察员回来，说的就是他。日本人已经将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派了过去，正式对外宣称成立了大日本国德王办事处，他不会来找我们了。”
说话的是格里高利的参谋长、同为顿河两岸哥萨克骑兵的罗莫罗索夫，虽然不是斯拉夫人，但他却有一个显赫的经历，曾在布琼尼骑兵军中担任过主力团长。
“田中隆吉，噢，一个丧家之犬吗？”
格里高利放下捋着胡须的大手，从裤兜里摸出一支烟斗，嘴角不觉浮现出一阵鄙夷的微笑来：
“这个日本猴子，就是命好而已。在上海失败前就被徘徊了关东。不然的话，中国的那个神秘将军释放的上海战俘名单中，就该也填上这个猴子的名字了。他妈的，他这么一掺和进来，还真是叫人有些头疼啊。”
这两位苏联红军蒙古秘密占领军头头，嘴里说的德王，在清末民初所谓的“蒙古独立运动”中，主张独立和自治、尤其是在对内蒙的划分上，叫嚣得最为激烈的一位蒙古王公贵族。在此后的突击营建国蒙古的进程中，这位臭名昭著但也颇有声望的分裂分子，将给孟遥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当然，这是后话了。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名为那木济勒旺楚克，世袭该旗的郡王。其父于1908年去世后，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应该说，在德王的成长过程中，正是晚清中国社会最为黑暗和饱受列强欺凌的时期。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穷其一生为他的所谓“独立和自治”摇旗呐喊，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的是放垦开荒政策，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了在该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强，不仅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 1928年更是改为权力更大、范围也更广的行省制度，到处设立垦务局，从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抵制、反抗放垦斗争。
自1929年起，境内先后有前郭尔罗旗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等。
这也为时年不过二十多岁的德王提出所谓的“改革旗政，出问蒙事”的梦想，无形中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舞台。
1930年，以吴鹤龄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了庞大的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
时任锡副盟长的德王立即抓住时机，联合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趁机通电宣布成立所谓的“蒙政会”。以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整个事件咱中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
与此同时，德王还派私人代表秘密面见蒋介石，一方面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的情报，表面请示实则威胁，用这种手法从南京政府和日本满疆政府中骗得了多种请拨经费和名目繁多的军费开支。
这样声势浩大而又两面暗中使劲的一场所谓独立运动，自然得到了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
1934年3月，正于中国工农红军打得不可开交的南京政府，被迫批准成立“蒙政会”，并在其后的四月间在百灵庙举行了隆重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
由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修成了“蒙政会”这样的正果，也不得不让人感慨真是乱世出英雄，乱世俱是奸雄横行啊。
不过，犹如一阵旋风刮过的突击营骑兵军，对德王而言同样也是虚惊一场。除了一路呼啸而过之时，顺手又捎带着灭了一些匪患之后，压根就没有任何逗留的意思，连所有军队惯常的走一路一路都要鸡犬不宁的现象都没有，仿佛真如他们自我宣传的那样，“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真正坐卧不安的，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了。
没错，正是历史上那三位坐拥青海、宁夏、甘肃等西北重镇的“三匹恶马”——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
原因不说都知道，因为像一路旋风刮来的骑兵军，一路走，一路都没有停过。可是到了西北境内，他们却突然停了下来，而且恰恰偏偏停在了他们正在调兵遣将的各个要隘上，有时走走，有时停停，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而更要命的是，一封接一封来自南京的急电，既让这三匹“恶马”打出一口气，又让他们从心眼里泛起一阵阵的苦水。
电文不仅多、快，而且前所未有的严厉和直言不讳：
“着令西北各部，对突然入境的不明骑兵武装，决不可轻举妄动，违令者将严惩不贷。”
这是为什么呢？
电文之后，终于有军政部大佬以私人名义打来了一个暗示电话：“委员长猜测，前日孟遥将军言明将去西北自行考察，很可能与此事有关。”
他妈那个巴子，如果真是这位爷大驾光临，谁还敢太岁头上动土啊。
马步青、马步芳和马鸿逵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最后都是以苦笑一声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