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章 谁都得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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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章谁都得晕(8)
不过接杨开慧到西峰的事,却不是吴安平首先想到的,而是在与李大钊会面后的第二日,他在和夏听白进行例行的海底寻宝之旅时,提到了在上海、武汉对国民党的布局,由此引发夏听白联想,从而提出了这一建议。又受此启发,吴安平才想到要提前在井冈山布局,借以对朱毛红军施加影响。
但是,夏听白有这样的建议,却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主要受她自己对杨开慧的同情及敬仰之情影响。
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杨开慧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在她身上,几乎汇聚着这时代女性的所有优秀品质,充满着闪光点,但命运却偏偏给她开了最大的玩笑,就在她和毛择东的情感出现危机的同时,却依然满怀着对爱情和信仰的坚贞,从容走上了刑场。
应该说,毛择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真挚的,也是纯粹的,他们之间的情感危机其实与情感无关,而在于家庭和事业、生活和**的某种冲突。在杨开慧生育毛岸青之后,此时的毛择东上有岳母,下有幼子,妻贤子乖,家庭幸福,但是,他身体中流淌的那种躁动不安的**血液,却使他很快就厌烦了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枯躁生活。
也许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注定不可能过一种平凡人的生活。而杨开慧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孩子,同样渐渐失去自我,婚前的浪漫和**豪情,尽随老人和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她放下身段做好了贤妻良母这一角色,但却无法避免对外面轰轰烈烈**怀有向往,有时候这自然会带来报怨和不满。
一些事,内情究竟如何,局外人谁也说不清楚。,但事实是,就在杨开慧被杀害前,她仍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早日成功。”而当时,毛择东和贺子珍却已结婚两年有余。后来,当毛泽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曾痛彻心肝,说自己“百身莫赎”。或许,这才是他悔恨交加的内心的真实写照。
由于已涉足民国,夏听白自然对自己的钦敬的历史人物多方细查,加深不少了解,所以她可以将杨开慧的故事详细讲给吴安平听,并淌着眼泪问道:“我愿如杨开慧爱毛择东那样爱你,但你能一样这般爱我吗?”
吴安平虽知道她想要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在那一刻却反而茫然了。他也在想,如果自己还是原来的吴安平,那在民国的现实中,如果还会有一个洛夫娜这样的人物出现,他还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吗?
幸好夏听白没有留意吴安平的反应,问过之后,便背诵起一首《蝶恋花》的词:“你失骄杨她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她让吴安平以他还算标准的小楷,将这首词录下,并叮嘱一定要在接走杨开慧后,将之送到井冈山上的毛择东手中。
吴安平没听过这首词,自然也不知道夏听白改动了其中两个字,但他自然要问这写的是什么意思,夏听白想了想道:“这首词是毛择东后来写的,要说这时出现能表达什么意思,我自己其实也搞不清楚,但或许可以这样想,这算是对他的一种质问,问他是否非等到这样的情形出现,才想起百身莫赎,才想起悔恨交加。”
吴安平觉得不太切题,但既然夏听白坚持,他也没有反对,不过为交待好这件事,他还是写了一封短信:
“润之兄惠鉴:日前守常先生曾叮嘱,兄受贵党委派正在进行武装起义之行动,暂无法妥善安置亲人,为恐其受军阀杀害,命弟将尊兄家人俱接来西峰。时恰有弟之部属往经长沙,遂命其依守常先生指令行事。大小俱安,请勿念为要。若尊兄境况稳定,当遣人护送开慧与兄相聚,共致**。西峰条件较上海不差,岸英三人及杨母会安排专人照顾,更无须挂念。吴安平敬启”
本来他是打算写到“请勿念为要”就结束的,但夏听白看后,却要求再加上后来几句。吴安平加上后,便听夏听白坚定地表态道:“我立志要挽救杨开慧的命运,这非但包括她的性命,还包括她的爱情。”或许她认为,解除杨开慧的后顾之忧,并将之送至毛择东身边,贺子珍之事便不会发生。
吴安平不置可否,就这样将信封好。信上并没有标注日期,这倒不是他大意疏漏,而是现在还不知具体能接杨开慧离开长沙的时间,若早早写上,日期反在接走杨开慧之前,那反倒显得处心积虑,还不如就这样空着为好。
这时,夏听白突然笑道:“如果把杨开慧接来,我却是要叫她姐姐的,我自然愿意与这样的人物亲近接触,只是不知道,到时你要怎样称呼,是同我一样叫‘开慧姐’,还是随信上‘润之兄’的称呼,你称她为嫂?想想都有趣”
吴安平还真认真想了想,回答道:“你既然有那样的志向,我就同样称呼她做‘姐姐’吧。有我这样一个弟弟撑腰,想必没什么人敢欺负这位‘开慧姐姐’”他倒有这个自信。
夏听白又设想了许多有趣的场景,刚开始吴安平还听了一些,但随后就不由自主陷入遐想。他在想,就算毛太祖再雄才伟略,若先是察觉井冈山有西北插了一脚,随后再收到自己向其报家人平安的信,最后又发现自己居然成了他‘妻弟’,不知会有怎样的反应?
这时,夏听白突然惊叫道:“差点忘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毛择东的妹妹毛泽建在明年夏天也会被捕,随后便遭到了杀害。安平,回去仔细看看资料,一定要记得及时搭救啊”
吴安平哑然,他心中暗叹:毛太祖啊毛太祖,这下你恐怕当真要云山雾罩一段时间了。
这些事离发生还有几个月,只要安排妥当,也不必时时在意。吴安平这时最在意的是,反倒是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的行动能否奏效。
武汉方面不一样,汪精卫的党内声望虽足以同蒋介石抗衡,但缺乏强有力的军事依托和足够的财源,要说服他其实不难。而蒋介石既有嫡系的军队,又与江浙财阀关系匪浅,想使之转变思想,这把握自然要小许多。至于其他人,如吴稚晖、张静江,暂时来说,吴安平不准备与他们打交道,但除蒋介石外,他仍选定了另一个突破口,这个人便是蔡元培。
蒋介石和蔡元培都是国民党右派,也是国民党中最杰出的人物,他们虽然不是一个类型的人,但在清党分共一事上,却有着同样一种共识。他们都认为,共产党的壮大已威胁到国民党的生存,若不断然处置,党权及政权都将被其篡夺。这其实不算多虑,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建立的联盟,在话语权上,早已全面压倒了国民党右派。
在给蒋介石和蔡元培的信中,吴安平描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参考国共两党间的合作方式,基本可以断定,所谓的“清党”其实根本清不干净,如执意推动,有可能对国民党造成的损伤,甚至远比对共产党还要大。
共产党拥有五万多党员,国民党的党员则有六七十万,与国民政府刚成立时相比,两党的发展其实都很迅猛。只是为促成与苏联、中共的联合,当初孙中山却是答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共产党员是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所以,除了那些摆上台面的中共要员,要在国民党内分辨出哪个是国民党员,哪个又是共产党员,这个是很难办到的。
事实上,“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虽然确实给共产党造成很大损失,但自身的损失其实更为巨大。仅过了一年,国民党党员人数便锐减到了二十万出头,这消失的四十万党员,很大部分都是被国民党自己杀害了。
按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后来的马日事变,湖南农民被杀害者数万,而其中中共党员仅有几百人,被右派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了个干净。
吴安平向蒋介石和蔡元培指出,国共合作期间,两党的基层干部、党员关系密切,而且双方主张并无太大分歧,是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的战友。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清党分共”,岂能在国民党左派和下层党员间得到认可?这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岂是凭你们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
他说很明白,像你们那样清党,必然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致命破坏,或许会造成北伐前后国民党在各省建立的县乡基层组织的全面瓦解。而这一重大政策的失误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必然将导致国民党由盛转衰,使其在国内的政治竞争中,全面落败。所有提议清党,尤其是以这种方式清党的人,都将是国民党的罪人,死后也必无颜见孙中山英灵于地下。
吴安平已嘲弄的口吻道:“我得提醒你们,国民党的政治对手并非只有共产党,在西北还有一个新民党。而且,无论军队、经济、工业、农业等各领域的实力,西北政府都全面超过国民政府,你们若愿意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作为新民党党魁,我自然乐见少一个对手。之所以提醒你们,是因为很幸运你们居然也是中国人,否则求之不得,才懒得理会”
他同样嘲讽地道:“听说此次清共,贵党有人发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豪言?若真如此,真不知此人究竟已愚蠢及无知到何等地步,才能满目狰狞喊出这样自杀式的口号。诸位若知此言出自谁口,恳请来信告知,以让我见识一番,使好奇心稍微满足。我猜测,此人或许正是共党分子,贵党若还有些人才,当先杀之而后快”
其实,这时还没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历史资料显示,这句话是“七?一五”政变时,汪精卫在紧急动员会上首先说的,但吴安平相信,存有这种心思的,绝不只有后来的汪精卫,蒋介石这边虽然暂时没人这么说,但也不缺少“宁杀过无错过”的急先锋。现在连“四?一二”政变都还没发生,他这样说,只算是一种提醒和警告。
吴安平提到“以这种方式清党”,其中“这种方式”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他在信中没有点明,却让人给蒋介石和蔡元培都带了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赫然有蒋介石与虞洽卿几次接触、虞洽卿和其他买办及外国银行几次会商、蒋介石与新桂系几次密议等诸多谈话内容,另有还有涉及的相关一系列协议的明确条款内容。更恐怖的是,吴安平竟将最近一段时间,蔡元培在上海所主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都附加在资料中。
每份资料的最后一页,都写着这样一段话:“若诸君一心要凭杀戮清党,不妨在清共的同时,将新民党也从贵党中清除。或许等到那时,贵党已只剩下诸君,世界一片清净,当不用担心再有人篡党,也不必恐惧再有机密泄露了。”
当然,给蒋介石的信,内容终究与给蔡元培的有些不同。
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吴安平另外说道:“先生才学风骨宇内共钦,不管国共有何嫌隙,若一意武力清党,致血流成河,遍地伏尸,此当为永难濯清之污点,后人当以挑动国人残杀之凶手而视先生。此为先生乐见?况,若矢志清党,也并非只有杀戮一途,关押、驱逐也为备选之项。莫非,先生见列强肆意戮我国人仍嫌不够,非欲另作一帮凶乎?”
而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吴安平则道:“蒋总欲清共,或有隐情忧思,然可知杀戮之刃易举难收?若伤己多过伤人,蒋总可知得利者何人?一为中共,二为列强,三另有西北及我。莫以为中共易除,原因除前已赘述外,另有别情不可不察,西北容共之策将始终不改。诸君屠刀虽利,能加之我西北乎?”
“另,闻蒋总实仇视列强,有兴我国家民族之念,或将与美日英勾连之事,视作不得以权宜之策。然凭此,蒋总能扫清寰宇,统一国家乎?张雨帅当可联络妥协,但在我看来,其已是苟延残喘,当不得西北之一击,便问蒋总以何抗我西北?若欲与我西北联合,可知西北之影响,还要甚于中共?若难以完成统一伟业,又问蒋总有何良策,能摆脱列强之羁绊?”
“蒋总或知,列强实不足信,既如此虞洽卿等乃外国银行之买办,又岂能深信?与之权宜,便如与虎谋皮,受其钱财,便如授人把柄,这等行事,或有助于蒋总集权,但势将磨灭蒋总之志向,侵蚀蒋总之根基。若身居高位,权集一身,反为虞洽卿等人之牵线傀儡,视其指令,不敢西东,岂是蒋总所能为?”
“若蒙不弃,西北当可助蒋总整顿经济,筹措财源,诸般行事但求光明,可置于贵党监督之下。此外,我有意以西北库藏之数千吨黄金,发行法币,以利工商及民生,若蒋总有意,可与武汉方面商议,另遣专人至西峰协商,共襄盛举。此事若成,无需贵党另出资本,除军费外,其他各项支出在监察之下,尽可取用。”
“法币发行,一经确定,当由其按经济之规律独立调整运行,不再受军政及时局变化影响。此为保全国本之策,另有襄助北伐,钳制地方之意,蒋总不可不察。即便贵方及武汉方面无意于此,西北也将独立推动,届时可能对国民政府之经济构成强烈冲击,蒋总曾涉足金融,当知此举之厉害,若合作不成,后有得罪,莫怪言之不预。”
“若蒋总有意在清党之事上改弦易张,则可暂行拘禁之策,将所有中共党员交由西北处置。我有意发苏,正竭力引导中共与共产国际切割,使其具备崭新气象,如有成效,或可暂解诸君之忧虑。至于以后,若贵党与其另有争端,西北将概不插手,只要贵党不存剿灭西北之妄念,贵我双方,当能共处合平,实现国家之统一富强,对孙中山先生而言,也足可慰念。”
“仍有一点请蒋总深思。西北之崛起不可避免,为国家统一计,国民政府是否仍不可避免将为联合政府?我虽无权位之念,西北也无主政之心,然贵党是否就能安心?而此时之中共,本就与贵党藕断丝连,是否可算贵党一潜在奥援?若蒋总以为我有吹嘘之意,不妨拭目以待,三个月后,当知西北之强,强有几何。”
吴安平啰啰嗦嗦,硬是将书信整成了半文言,而且半生不熟,辞不达意之处甚多。倒不是他故意卖弄半吊子的文言功底,而是时代风气如此,虽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白话文有大行其道之势,但书信还是以文言及半文言居多。
可能这样庄重?也可能是省纸张笔墨?他其实弄不清楚,反正以往写信也是这样,已形成习惯。幸好他只是半文言,或者说只是白话文夹杂一点文言,这样即便有些用语不当,表达的意思倒不至于偏到哪里。
吴安平这样子冷嘲热讽,又是说理,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只怕蒋介石和蔡元培等收到信后,先要说一声“不知所谓”,才会有心情分辨他的意图。但事实正如他信上所说,这其实是阳谋,除非你不管不顾,那就受不到什么影响,只要你去权衡利弊,那事情就有趣了,或许不得不按照他指出的路走。
这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手段,但对聪明人却历来很有效。蒋介石和蔡元培正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吴安平希望“历来”的惯例,能在两人身上再重演一次,使本已注定发生的事发生那么一点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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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章谁都得晕(8)
不过接杨开慧到西峰的事,却不是吴安平首先想到的,而是在与李大钊会面后的第二日,他在和夏听白进行例行的海底寻宝之旅时,提到了在上海、武汉对国民党的布局,由此引发夏听白联想,从而提出了这一建议。又受此启发,吴安平才想到要提前在井冈山布局,借以对朱毛红军施加影响。
但是,夏听白有这样的建议,却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主要受她自己对杨开慧的同情及敬仰之情影响。
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杨开慧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在她身上,几乎汇聚着这时代女性的所有优秀品质,充满着闪光点,但命运却偏偏给她开了最大的玩笑,就在她和毛择东的情感出现危机的同时,却依然满怀着对爱情和信仰的坚贞,从容走上了刑场。
应该说,毛择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真挚的,也是纯粹的,他们之间的情感危机其实与情感无关,而在于家庭和事业、生活和**的某种冲突。在杨开慧生育毛岸青之后,此时的毛择东上有岳母,下有幼子,妻贤子乖,家庭幸福,但是,他身体中流淌的那种躁动不安的**血液,却使他很快就厌烦了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枯躁生活。
也许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注定不可能过一种平凡人的生活。而杨开慧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孩子,同样渐渐失去自我,婚前的浪漫和**豪情,尽随老人和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她放下身段做好了贤妻良母这一角色,但却无法避免对外面轰轰烈烈**怀有向往,有时候这自然会带来报怨和不满。
一些事,内情究竟如何,局外人谁也说不清楚。,但事实是,就在杨开慧被杀害前,她仍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早日成功。”而当时,毛择东和贺子珍却已结婚两年有余。后来,当毛泽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曾痛彻心肝,说自己“百身莫赎”。或许,这才是他悔恨交加的内心的真实写照。
由于已涉足民国,夏听白自然对自己的钦敬的历史人物多方细查,加深不少了解,所以她可以将杨开慧的故事详细讲给吴安平听,并淌着眼泪问道:“我愿如杨开慧爱毛择东那样爱你,但你能一样这般爱我吗?”
吴安平虽知道她想要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在那一刻却反而茫然了。他也在想,如果自己还是原来的吴安平,那在民国的现实中,如果还会有一个洛夫娜这样的人物出现,他还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吗?
幸好夏听白没有留意吴安平的反应,问过之后,便背诵起一首《蝶恋花》的词:“你失骄杨她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她让吴安平以他还算标准的小楷,将这首词录下,并叮嘱一定要在接走杨开慧后,将之送到井冈山上的毛择东手中。
吴安平没听过这首词,自然也不知道夏听白改动了其中两个字,但他自然要问这写的是什么意思,夏听白想了想道:“这首词是毛择东后来写的,要说这时出现能表达什么意思,我自己其实也搞不清楚,但或许可以这样想,这算是对他的一种质问,问他是否非等到这样的情形出现,才想起百身莫赎,才想起悔恨交加。”
吴安平觉得不太切题,但既然夏听白坚持,他也没有反对,不过为交待好这件事,他还是写了一封短信:
“润之兄惠鉴:日前守常先生曾叮嘱,兄受贵党委派正在进行武装起义之行动,暂无法妥善安置亲人,为恐其受军阀杀害,命弟将尊兄家人俱接来西峰。时恰有弟之部属往经长沙,遂命其依守常先生指令行事。大小俱安,请勿念为要。若尊兄境况稳定,当遣人护送开慧与兄相聚,共致**。西峰条件较上海不差,岸英三人及杨母会安排专人照顾,更无须挂念。吴安平敬启”
本来他是打算写到“请勿念为要”就结束的,但夏听白看后,却要求再加上后来几句。吴安平加上后,便听夏听白坚定地表态道:“我立志要挽救杨开慧的命运,这非但包括她的性命,还包括她的爱情。”或许她认为,解除杨开慧的后顾之忧,并将之送至毛择东身边,贺子珍之事便不会发生。
吴安平不置可否,就这样将信封好。信上并没有标注日期,这倒不是他大意疏漏,而是现在还不知具体能接杨开慧离开长沙的时间,若早早写上,日期反在接走杨开慧之前,那反倒显得处心积虑,还不如就这样空着为好。
这时,夏听白突然笑道:“如果把杨开慧接来,我却是要叫她姐姐的,我自然愿意与这样的人物亲近接触,只是不知道,到时你要怎样称呼,是同我一样叫‘开慧姐’,还是随信上‘润之兄’的称呼,你称她为嫂?想想都有趣”
吴安平还真认真想了想,回答道:“你既然有那样的志向,我就同样称呼她做‘姐姐’吧。有我这样一个弟弟撑腰,想必没什么人敢欺负这位‘开慧姐姐’”他倒有这个自信。
夏听白又设想了许多有趣的场景,刚开始吴安平还听了一些,但随后就不由自主陷入遐想。他在想,就算毛太祖再雄才伟略,若先是察觉井冈山有西北插了一脚,随后再收到自己向其报家人平安的信,最后又发现自己居然成了他‘妻弟’,不知会有怎样的反应?
这时,夏听白突然惊叫道:“差点忘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毛择东的妹妹毛泽建在明年夏天也会被捕,随后便遭到了杀害。安平,回去仔细看看资料,一定要记得及时搭救啊”
吴安平哑然,他心中暗叹:毛太祖啊毛太祖,这下你恐怕当真要云山雾罩一段时间了。
这些事离发生还有几个月,只要安排妥当,也不必时时在意。吴安平这时最在意的是,反倒是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的行动能否奏效。
武汉方面不一样,汪精卫的党内声望虽足以同蒋介石抗衡,但缺乏强有力的军事依托和足够的财源,要说服他其实不难。而蒋介石既有嫡系的军队,又与江浙财阀关系匪浅,想使之转变思想,这把握自然要小许多。至于其他人,如吴稚晖、张静江,暂时来说,吴安平不准备与他们打交道,但除蒋介石外,他仍选定了另一个突破口,这个人便是蔡元培。
蒋介石和蔡元培都是国民党右派,也是国民党中最杰出的人物,他们虽然不是一个类型的人,但在清党分共一事上,却有着同样一种共识。他们都认为,共产党的壮大已威胁到国民党的生存,若不断然处置,党权及政权都将被其篡夺。这其实不算多虑,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建立的联盟,在话语权上,早已全面压倒了国民党右派。
在给蒋介石和蔡元培的信中,吴安平描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参考国共两党间的合作方式,基本可以断定,所谓的“清党”其实根本清不干净,如执意推动,有可能对国民党造成的损伤,甚至远比对共产党还要大。
共产党拥有五万多党员,国民党的党员则有六七十万,与国民政府刚成立时相比,两党的发展其实都很迅猛。只是为促成与苏联、中共的联合,当初孙中山却是答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共产党员是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所以,除了那些摆上台面的中共要员,要在国民党内分辨出哪个是国民党员,哪个又是共产党员,这个是很难办到的。
事实上,“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虽然确实给共产党造成很大损失,但自身的损失其实更为巨大。仅过了一年,国民党党员人数便锐减到了二十万出头,这消失的四十万党员,很大部分都是被国民党自己杀害了。
按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后来的马日事变,湖南农民被杀害者数万,而其中中共党员仅有几百人,被右派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了个干净。
吴安平向蒋介石和蔡元培指出,国共合作期间,两党的基层干部、党员关系密切,而且双方主张并无太大分歧,是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的战友。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清党分共”,岂能在国民党左派和下层党员间得到认可?这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岂是凭你们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
他说很明白,像你们那样清党,必然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致命破坏,或许会造成北伐前后国民党在各省建立的县乡基层组织的全面瓦解。而这一重大政策的失误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必然将导致国民党由盛转衰,使其在国内的政治竞争中,全面落败。所有提议清党,尤其是以这种方式清党的人,都将是国民党的罪人,死后也必无颜见孙中山英灵于地下。
吴安平已嘲弄的口吻道:“我得提醒你们,国民党的政治对手并非只有共产党,在西北还有一个新民党。而且,无论军队、经济、工业、农业等各领域的实力,西北政府都全面超过国民政府,你们若愿意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作为新民党党魁,我自然乐见少一个对手。之所以提醒你们,是因为很幸运你们居然也是中国人,否则求之不得,才懒得理会”
他同样嘲讽地道:“听说此次清共,贵党有人发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豪言?若真如此,真不知此人究竟已愚蠢及无知到何等地步,才能满目狰狞喊出这样自杀式的口号。诸位若知此言出自谁口,恳请来信告知,以让我见识一番,使好奇心稍微满足。我猜测,此人或许正是共党分子,贵党若还有些人才,当先杀之而后快”
其实,这时还没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历史资料显示,这句话是“七?一五”政变时,汪精卫在紧急动员会上首先说的,但吴安平相信,存有这种心思的,绝不只有后来的汪精卫,蒋介石这边虽然暂时没人这么说,但也不缺少“宁杀过无错过”的急先锋。现在连“四?一二”政变都还没发生,他这样说,只算是一种提醒和警告。
吴安平提到“以这种方式清党”,其中“这种方式”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他在信中没有点明,却让人给蒋介石和蔡元培都带了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赫然有蒋介石与虞洽卿几次接触、虞洽卿和其他买办及外国银行几次会商、蒋介石与新桂系几次密议等诸多谈话内容,另有还有涉及的相关一系列协议的明确条款内容。更恐怖的是,吴安平竟将最近一段时间,蔡元培在上海所主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都附加在资料中。
每份资料的最后一页,都写着这样一段话:“若诸君一心要凭杀戮清党,不妨在清共的同时,将新民党也从贵党中清除。或许等到那时,贵党已只剩下诸君,世界一片清净,当不用担心再有人篡党,也不必恐惧再有机密泄露了。”
当然,给蒋介石的信,内容终究与给蔡元培的有些不同。
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吴安平另外说道:“先生才学风骨宇内共钦,不管国共有何嫌隙,若一意武力清党,致血流成河,遍地伏尸,此当为永难濯清之污点,后人当以挑动国人残杀之凶手而视先生。此为先生乐见?况,若矢志清党,也并非只有杀戮一途,关押、驱逐也为备选之项。莫非,先生见列强肆意戮我国人仍嫌不够,非欲另作一帮凶乎?”
而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吴安平则道:“蒋总欲清共,或有隐情忧思,然可知杀戮之刃易举难收?若伤己多过伤人,蒋总可知得利者何人?一为中共,二为列强,三另有西北及我。莫以为中共易除,原因除前已赘述外,另有别情不可不察,西北容共之策将始终不改。诸君屠刀虽利,能加之我西北乎?”
“另,闻蒋总实仇视列强,有兴我国家民族之念,或将与美日英勾连之事,视作不得以权宜之策。然凭此,蒋总能扫清寰宇,统一国家乎?张雨帅当可联络妥协,但在我看来,其已是苟延残喘,当不得西北之一击,便问蒋总以何抗我西北?若欲与我西北联合,可知西北之影响,还要甚于中共?若难以完成统一伟业,又问蒋总有何良策,能摆脱列强之羁绊?”
“蒋总或知,列强实不足信,既如此虞洽卿等乃外国银行之买办,又岂能深信?与之权宜,便如与虎谋皮,受其钱财,便如授人把柄,这等行事,或有助于蒋总集权,但势将磨灭蒋总之志向,侵蚀蒋总之根基。若身居高位,权集一身,反为虞洽卿等人之牵线傀儡,视其指令,不敢西东,岂是蒋总所能为?”
“若蒙不弃,西北当可助蒋总整顿经济,筹措财源,诸般行事但求光明,可置于贵党监督之下。此外,我有意以西北库藏之数千吨黄金,发行法币,以利工商及民生,若蒋总有意,可与武汉方面商议,另遣专人至西峰协商,共襄盛举。此事若成,无需贵党另出资本,除军费外,其他各项支出在监察之下,尽可取用。”
“法币发行,一经确定,当由其按经济之规律独立调整运行,不再受军政及时局变化影响。此为保全国本之策,另有襄助北伐,钳制地方之意,蒋总不可不察。即便贵方及武汉方面无意于此,西北也将独立推动,届时可能对国民政府之经济构成强烈冲击,蒋总曾涉足金融,当知此举之厉害,若合作不成,后有得罪,莫怪言之不预。”
“若蒋总有意在清党之事上改弦易张,则可暂行拘禁之策,将所有中共党员交由西北处置。我有意发苏,正竭力引导中共与共产国际切割,使其具备崭新气象,如有成效,或可暂解诸君之忧虑。至于以后,若贵党与其另有争端,西北将概不插手,只要贵党不存剿灭西北之妄念,贵我双方,当能共处合平,实现国家之统一富强,对孙中山先生而言,也足可慰念。”
“仍有一点请蒋总深思。西北之崛起不可避免,为国家统一计,国民政府是否仍不可避免将为联合政府?我虽无权位之念,西北也无主政之心,然贵党是否就能安心?而此时之中共,本就与贵党藕断丝连,是否可算贵党一潜在奥援?若蒋总以为我有吹嘘之意,不妨拭目以待,三个月后,当知西北之强,强有几何。”
吴安平啰啰嗦嗦,硬是将书信整成了半文言,而且半生不熟,辞不达意之处甚多。倒不是他故意卖弄半吊子的文言功底,而是时代风气如此,虽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白话文有大行其道之势,但书信还是以文言及半文言居多。
可能这样庄重?也可能是省纸张笔墨?他其实弄不清楚,反正以往写信也是这样,已形成习惯。幸好他只是半文言,或者说只是白话文夹杂一点文言,这样即便有些用语不当,表达的意思倒不至于偏到哪里。
吴安平这样子冷嘲热讽,又是说理,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只怕蒋介石和蔡元培等收到信后,先要说一声“不知所谓”,才会有心情分辨他的意图。但事实正如他信上所说,这其实是阳谋,除非你不管不顾,那就受不到什么影响,只要你去权衡利弊,那事情就有趣了,或许不得不按照他指出的路走。
这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手段,但对聪明人却历来很有效。蒋介石和蔡元培正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吴安平希望“历来”的惯例,能在两人身上再重演一次,使本已注定发生的事发生那么一点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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