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场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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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场外因素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乔丹上将的错误判断，使美军错过了在“巽他海峡海战”之后重创中国舰队的机会，也因此错过了阻止中国陆战队登陆迪戈加西亚的绝佳机会，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最大的责任人不是乔丹上将，而是美军的情报系统。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军的情报系统没有能够准确分辨出在前往那霸的登陆舰队里有大量快速运输船。
如果没有这个疏漏，乔丹上将就能判断出，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上的动作都是假象。
可惜的是，美军情报机构出了这个疏漏。
当然，这也不全是情报机构的责任。
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近地轨道彻底瘫痪。虽然到了二零五零年，人类掌握的技术已经能够清理近地轨道上的太空垃圾了，但是在全球自然灾害期间成立的全球气候事务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独自承担清理太空垃圾的重任，中国与美国都担忧恢复近地轨道会被对方所用。结果就是，最有能力的两个国家无动于衷，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这个能力。
对战争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卫星网络为基础的战略侦察系统全面瘫痪。
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美双方的主要侦察手段是侦察机、潜艇、侦察兵与谍报人员。战争初期，因为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在战略情报上，谍报人员是最主要的侦察力量。
显然，双方都缺乏可靠的战略情报系统。
事实上，这也是交战双方为什么经常会遇到关键情报延迟的现象，因为谍报人员的效率本来就不高。
从这个角度看，乔丹上将确实没有什么错。
当时，他掌握的所有情报都表明，中国军队即将在西太平洋上发动一次规模宏大的战略进攻，而且目标就是关岛。作为参联会主席与海军参谋长，乔丹上将不可能不知道关岛的重要性。
从战略价值上讲，关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迪戈加西亚。
别忘了，太平洋才是主战场，印度洋只是中国的主战场，不是美国的主战场，即便美军丢掉了印度洋的制海权，自身受到的威胁也非常有限，无非是让中国打通了连接所有战场的海上航线。
当然，如果乔丹上将看穿了牧浩洋的策略，情况肯定会截然不同。
别的不说，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第三舰队能在二十日夜间恢复战斗力，美军在印度洋上的舰队最快能在二十三日抵达迪戈加西亚东南海域，而特遣舰队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二日夜间到达。也就是说，特遣舰队最多只有一天时间来轰炸迪戈加西亚，然后就得与美军舰队作战。从战术上讲，如果特遣舰队轰炸了迪戈加西亚，等于暴露行踪，而美军舰队却没有暴露行踪，也就有了偷袭特遣舰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军舰队没有直接赶往迪戈加西亚，而首先北上，封锁从马六甲海峡前往迪戈加西亚的航线，也就有能力在二十一日夜间、或者二十二日凌晨截击正在前往迪戈加西亚的登陆舰队，使中国海军丧失攻打迪戈加西亚的能力。随后，美军舰队可以主动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海域，等着特遣舰队主动找上门来。
由此可见，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美军就能在印度洋上掌握主动权。
事实上，这也正是阿诺德与里梅尔提出的建议。
两人都认为，美军应该首先截击登陆舰队，然后把舰队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如果中国舰队没有开赴迪戈加西亚，而是奔赴西太平洋，还可以把抽调给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的航空兵派回去。
问题是，这个建议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别的不说，转移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绝对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办到。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从西南太平洋战场把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转移到西太平洋，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五日完成。如果中国舰队杀奔西太平洋，此时已经夺取了制海权，说不定中国陆战队已经登上了关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舰队的威胁下，美军舰队肯定会继续后撤，因此转移舰载航空兵联队的难度将大大提高，甚至无法完成。结果就是，美军舰队要么退到夏威夷群岛，要么冒险南下。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关岛上的美军必须在没有舰队掩护的情况下独自作战。
毫无疑问，乔丹上将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也正是如此，乔丹才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决定首先巩固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再决定是否出兵印度洋。
只是，到了二十日，战局出现了转变。
当天，中东战场上，“德拉会战”结束，以色列与叙利亚当局先后宣称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德拉会战”，可以说是中东战场上自“西奈半岛战役”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以军先后投入三十二个旅、总计二十七万地面部队，叙利亚、约旦与中国陆军则投入了一个集团军、四个装甲师、六个步兵师、十二个预备师与六个独立旅，总计三十八万地面部队。会战的结果是，以军经过苦战攻克了德拉，并且在会战结束前包围了安曼，中叙联军则在苏韦达省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围歼了以军十二个旅，阻止了以军继续向北突击。
从结果来看，以军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以大约九万人伤亡的代价，围歼了德拉地区的近二十万叙利亚军队。可是在战略上，以军则大败亏输，因为损失过于惨重，不得不放弃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
会战打响后，以军首先在没有攻占安曼的情况下进军叙利亚。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军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为战败埋下了伏笔，随后的战斗中，后勤保障成了以军最大的敌人。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没有及时攻占安曼，以军才不得不在占领德拉后停止前进。
这场会战，也让蒋博文少将成为了叙利亚的“国际英雄”。
会战初期，蒋博文就意识到，如果把第十三集团军的主力置于以军正面，必然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消耗战。当时戚凯威已经明确告知虞世辉，短期之内不会向中东增兵，因此第十三集团军必须避免消耗战。受此影响，在部署兵力的时候，蒋博文把重兵放在了苏韦达省西南地区，只在叙军防线后方安排了六支规模不大的突击集群，以防守反击的方式负责支援叙军作战。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蒋博文在做这一部署的时候，明确告知六支突击集群指挥官，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叙军守住防线，而是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掩护叙军稳步后撤，避免叙军崩溃。
可以说，叙军能否稳步撤退到德拉，将是会战的决定性因素。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叙军被击溃，以军不但能够迅速攻占德拉、向大马士革推进，还很有可能从侧翼包抄叙军在戈兰高地上的防御部队，从而使以军投入在戈兰高地上的十多个旅发挥作用。
真要打成这个样子，就算第十三集团军再能打，也守不住大马士革。
为此，蒋博文还在大马士革与德拉之间部署了四支突击集群，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并且使之成为德拉方向上的预备队。在随后的战斗中，这四支突击集群在德拉方向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第十三集团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苏韦达省南部地区。
蒋博文的战术计划非常简洁：在以军猛攻叙军防线，并且迫使叙军撤退时，从侧翼发起冲击，击溃以军。
在军事上，越是简洁的打法，越有可行性，也越有威力。
可以说，如果蒋博文面对的是第五次中东战争时的对手，那么他的这个部署就足以扭转中东战局。
只是，他面对的是以色列、甚至可以说是西方集团中最出色的陆军将领。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发动会战之前，巴拉姆已经对右翼上存在的威胁感到担忧，而且断定中叙军队会在约叙边境线北面打一场大会战，挫败以军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从而巩固叙利亚的边境防线。
更重要的是，当时巴拉姆准备延迟进攻，首先攻占安曼。
只是，在会战发起之前，巴拉姆改变了这个想法。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当时负责攻打安曼的以军指挥官，即以军第二军军长内塔尼亚胡少将明确表示，由他指挥的五个旅肯定能在十九日攻占安曼。
正是有了内塔尼亚胡的保证，巴拉姆才决定按照原计划行动。
当然，巴拉姆对苏韦达省频繁的军事调动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在进攻发起之前，他在右翼安排了六个旅，并且在后方部署了八个旅的预备队。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四个旅的战略预备队。
按照巴拉姆的想法，如果决战无法避免，就得在右翼击溃中叙军团。
必须承认，巴拉姆做了充分准备，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低估了蒋博文在东面决战的决心。要知道，当时蒋博文把第十三集团军百分之五十的兵力都摆在战场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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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乔丹上将的错误判断，使美军错过了在“巽他海峡海战”之后重创中国舰队的机会，也因此错过了阻止中国陆战队登陆迪戈加西亚的绝佳机会，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最大的责任人不是乔丹上将，而是美军的情报系统。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军的情报系统没有能够准确分辨出在前往那霸的登陆舰队里有大量快速运输船。
如果没有这个疏漏，乔丹上将就能判断出，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上的动作都是假象。
可惜的是，美军情报机构出了这个疏漏。
当然，这也不全是情报机构的责任。
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近地轨道彻底瘫痪。虽然到了二零五零年，人类掌握的技术已经能够清理近地轨道上的太空垃圾了，但是在全球自然灾害期间成立的全球气候事务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独自承担清理太空垃圾的重任，中国与美国都担忧恢复近地轨道会被对方所用。结果就是，最有能力的两个国家无动于衷，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这个能力。
对战争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卫星网络为基础的战略侦察系统全面瘫痪。
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美双方的主要侦察手段是侦察机、潜艇、侦察兵与谍报人员。战争初期，因为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在战略情报上，谍报人员是最主要的侦察力量。
显然，双方都缺乏可靠的战略情报系统。
事实上，这也是交战双方为什么经常会遇到关键情报延迟的现象，因为谍报人员的效率本来就不高。
从这个角度看，乔丹上将确实没有什么错。
当时，他掌握的所有情报都表明，中国军队即将在西太平洋上发动一次规模宏大的战略进攻，而且目标就是关岛。作为参联会主席与海军参谋长，乔丹上将不可能不知道关岛的重要性。
从战略价值上讲，关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迪戈加西亚。
别忘了，太平洋才是主战场，印度洋只是中国的主战场，不是美国的主战场，即便美军丢掉了印度洋的制海权，自身受到的威胁也非常有限，无非是让中国打通了连接所有战场的海上航线。
当然，如果乔丹上将看穿了牧浩洋的策略，情况肯定会截然不同。
别的不说，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第三舰队能在二十日夜间恢复战斗力，美军在印度洋上的舰队最快能在二十三日抵达迪戈加西亚东南海域，而特遣舰队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二日夜间到达。也就是说，特遣舰队最多只有一天时间来轰炸迪戈加西亚，然后就得与美军舰队作战。从战术上讲，如果特遣舰队轰炸了迪戈加西亚，等于暴露行踪，而美军舰队却没有暴露行踪，也就有了偷袭特遣舰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军舰队没有直接赶往迪戈加西亚，而首先北上，封锁从马六甲海峡前往迪戈加西亚的航线，也就有能力在二十一日夜间、或者二十二日凌晨截击正在前往迪戈加西亚的登陆舰队，使中国海军丧失攻打迪戈加西亚的能力。随后，美军舰队可以主动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海域，等着特遣舰队主动找上门来。
由此可见，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美军就能在印度洋上掌握主动权。
事实上，这也正是阿诺德与里梅尔提出的建议。
两人都认为，美军应该首先截击登陆舰队，然后把舰队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如果中国舰队没有开赴迪戈加西亚，而是奔赴西太平洋，还可以把抽调给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的航空兵派回去。
问题是，这个建议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别的不说，转移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绝对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办到。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从西南太平洋战场把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转移到西太平洋，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五日完成。如果中国舰队杀奔西太平洋，此时已经夺取了制海权，说不定中国陆战队已经登上了关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舰队的威胁下，美军舰队肯定会继续后撤，因此转移舰载航空兵联队的难度将大大提高，甚至无法完成。结果就是，美军舰队要么退到夏威夷群岛，要么冒险南下。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关岛上的美军必须在没有舰队掩护的情况下独自作战。
毫无疑问，乔丹上将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也正是如此，乔丹才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决定首先巩固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再决定是否出兵印度洋。
只是，到了二十日，战局出现了转变。
当天，中东战场上，“德拉会战”结束，以色列与叙利亚当局先后宣称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德拉会战”，可以说是中东战场上自“西奈半岛战役”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以军先后投入三十二个旅、总计二十七万地面部队，叙利亚、约旦与中国陆军则投入了一个集团军、四个装甲师、六个步兵师、十二个预备师与六个独立旅，总计三十八万地面部队。会战的结果是，以军经过苦战攻克了德拉，并且在会战结束前包围了安曼，中叙联军则在苏韦达省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围歼了以军十二个旅，阻止了以军继续向北突击。
从结果来看，以军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以大约九万人伤亡的代价，围歼了德拉地区的近二十万叙利亚军队。可是在战略上，以军则大败亏输，因为损失过于惨重，不得不放弃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
会战打响后，以军首先在没有攻占安曼的情况下进军叙利亚。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军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为战败埋下了伏笔，随后的战斗中，后勤保障成了以军最大的敌人。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没有及时攻占安曼，以军才不得不在占领德拉后停止前进。
这场会战，也让蒋博文少将成为了叙利亚的“国际英雄”。
会战初期，蒋博文就意识到，如果把第十三集团军的主力置于以军正面，必然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消耗战。当时戚凯威已经明确告知虞世辉，短期之内不会向中东增兵，因此第十三集团军必须避免消耗战。受此影响，在部署兵力的时候，蒋博文把重兵放在了苏韦达省西南地区，只在叙军防线后方安排了六支规模不大的突击集群，以防守反击的方式负责支援叙军作战。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蒋博文在做这一部署的时候，明确告知六支突击集群指挥官，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叙军守住防线，而是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掩护叙军稳步后撤，避免叙军崩溃。
可以说，叙军能否稳步撤退到德拉，将是会战的决定性因素。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叙军被击溃，以军不但能够迅速攻占德拉、向大马士革推进，还很有可能从侧翼包抄叙军在戈兰高地上的防御部队，从而使以军投入在戈兰高地上的十多个旅发挥作用。
真要打成这个样子，就算第十三集团军再能打，也守不住大马士革。
为此，蒋博文还在大马士革与德拉之间部署了四支突击集群，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并且使之成为德拉方向上的预备队。在随后的战斗中，这四支突击集群在德拉方向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第十三集团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苏韦达省南部地区。
蒋博文的战术计划非常简洁：在以军猛攻叙军防线，并且迫使叙军撤退时，从侧翼发起冲击，击溃以军。
在军事上，越是简洁的打法，越有可行性，也越有威力。
可以说，如果蒋博文面对的是第五次中东战争时的对手，那么他的这个部署就足以扭转中东战局。
只是，他面对的是以色列、甚至可以说是西方集团中最出色的陆军将领。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发动会战之前，巴拉姆已经对右翼上存在的威胁感到担忧，而且断定中叙军队会在约叙边境线北面打一场大会战，挫败以军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从而巩固叙利亚的边境防线。
更重要的是，当时巴拉姆准备延迟进攻，首先攻占安曼。
只是，在会战发起之前，巴拉姆改变了这个想法。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当时负责攻打安曼的以军指挥官，即以军第二军军长内塔尼亚胡少将明确表示，由他指挥的五个旅肯定能在十九日攻占安曼。
正是有了内塔尼亚胡的保证，巴拉姆才决定按照原计划行动。
当然，巴拉姆对苏韦达省频繁的军事调动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在进攻发起之前，他在右翼安排了六个旅，并且在后方部署了八个旅的预备队。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四个旅的战略预备队。
按照巴拉姆的想法，如果决战无法避免，就得在右翼击溃中叙军团。
必须承认，巴拉姆做了充分准备，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低估了蒋博文在东面决战的决心。要知道，当时蒋博文把第十三集团军百分之五十的兵力都摆在战场东面。
第四十九章场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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