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粮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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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三八年，中国与美国大打“印度牌”，意味着南亚再次成为热点地区。
美国的南亚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南亚政策，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亚地区太遥远了，离中国又太近了。美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表明到这个时候，美国依然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中国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行动，不但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还通过拉拢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与斯里兰卡，筑起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圈，更通过南安达曼岛的浩洋港、缅甸的丹老、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斯里兰卡的加勒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建立起围绕印度、呈新月形的军事基地群。
只是，在南亚地区，印度是唯一的大国，也是唯一有资格成为大国的国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没有成为大国必须的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与经济基础，至于其他国家，更是连地区强国的基础都没有。因此不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有多么大，都必须争取印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是中国能否超越美国的关键所在。
原因很简单：中国超越美国的关键标志是社会生产效率，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三倍，国民的消费观却远不如美国，即便国内消费水平达到了美国的程度，中国也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市场，更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产地；也就是说，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总共拥有二十四亿人口的情况下，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需要七十亿人，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才能达到美国的水平。
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
因为在价值观、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海外产地，所以在中国总人口为十三亿的情况下，大概需要两倍于此的海外市场，即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的人口总规模应该在四十亿左右。
这样一来，印度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现在来看中国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的对印政策就能发现，除了进行战略遏制，中国还在积极拓展印度市场，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打压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即便以地区为准，印度也是仅次于东南亚。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间，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贷款，帮助印度修建学校、医院、水净化厂等公共基础设施，还有近万名志愿人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支教与行医。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前降低了二十一个百分点，相当于近三亿印度人在这十年里脱盲，意味着更多的儿童获得了学习机会。
文化提高后，印度的经济也随同高速发展。
可以说，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前，印度一直没能取代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严重缺乏产业工人，而产业工人最低的门槛就是必须能读会写，因为只要能够读书识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劳动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
事实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工业国。
只不过，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是纺织、制衣、制鞋、日化、工业零部件等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了，而是净进口国，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对手是同地区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东南亚国家、南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等国，而中国则是印度的第一大工业产品进口国。
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随处可见“印度制造”。
可以说，正是因为印度提供了足够多的初级工业产品，中国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让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印度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获得了与西方企业在高端领域竞争的资本。
别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级工业产品销售给中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高端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成功开拓了印度市场，中国才在二零三五年获得了击败日本的经济实力。
可以说，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国与日本已经在印度“开战”。
双方争夺的，正是拥有十七亿消费者的印度市场。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五万亿元人民币，占印度海外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二十四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中，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民营企业，而且主要是七个民营集团。
巨额投资，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印度战略，即在遏制的同时，积极扶持印度。
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原因很简单，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经济命脉，任何一名印度领导人在考虑对华关系的时候，都得考虑本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与此息息相关的数千万产业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这种“经济入侵”战略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扶桑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两岸统一，“大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占到了印度引进海外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远远超过西方国家集团，但是与印度国内庞大的民营资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中资企业的占有率并不高。
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才能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问题是，现在出了意外。
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国总统不会在二零三八年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提出《粮食限购法》。
闹到八月底，在美国联邦检察院准备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的前一天，白宫撤回了递交给国会的《粮食限购法》。因为总统提交的法案还没有经过国会审批，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检察院撤消了控诉。
一天之后，即九月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援助法》。
到这个时候，新闻媒体才搞清楚美国总统的意图，即利用《粮食限购法》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视粮食问题，以及正在遭受粮食危机的印度，然后通过《援助法》鼓动美国企业与财团，以民间资本运作的方式，把美国富余的粮食援助给印度，帮助印度渡过最难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举，立即受到了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与同情。
至于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美国总统、以及那些从中获益的企业与财团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质不是为印度提供贷款，而是以政府担保与强制性措施，让美国企业以合法手段从公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以粮食作为武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扩大在印投资规模。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美国企业用作为战略管制资源的粮食，通过易货方式与印度进行等价交换。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规模超过五十万吨的粮食贸易都要经国会批准。
有了这道法案，美国企业就能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在国内收购粮食，然后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购优质产业。
显然，在二零三八年，粮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粮食都是战略管制资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这一法案，直观的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印战略。
在中国大举进军印度的时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印度，还得尽一切努力占领印度市场，增强在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控制印度经济，从而控制印度对外政策的目的。
做为世界上市场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市场牌，显然比中国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即便无法调动所有资源，也能调动大多数资源，而美国的民间囤粮比中国多得多。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美国企业以投资方式运入印度的粮食就高达七千万吨。
与中国的援助比起来，这七千万吨粮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粮。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秋粮比预计增收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粮食缺口仅有一点二亿吨。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企业能够调动国内百分之六十的囤粮，就能堵上这个漏洞。
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直线上升。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限。
虽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说服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即允许企业从民众手里收购粮食，再以投资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国的民间存粮并不多，能够调动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麻烦。
二零三八年，中国与美国大打“印度牌”，意味着南亚再次成为热点地区。
美国的南亚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南亚政策，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亚地区太遥远了，离中国又太近了。美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表明到这个时候，美国依然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中国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行动，不但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还通过拉拢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与斯里兰卡，筑起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圈，更通过南安达曼岛的浩洋港、缅甸的丹老、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斯里兰卡的加勒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建立起围绕印度、呈新月形的军事基地群。
只是，在南亚地区，印度是唯一的大国，也是唯一有资格成为大国的国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没有成为大国必须的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与经济基础，至于其他国家，更是连地区强国的基础都没有。因此不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有多么大，都必须争取印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是中国能否超越美国的关键所在。
原因很简单：中国超越美国的关键标志是社会生产效率，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三倍，国民的消费观却远不如美国，即便国内消费水平达到了美国的程度，中国也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市场，更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产地；也就是说，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总共拥有二十四亿人口的情况下，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需要七十亿人，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才能达到美国的水平。
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
因为在价值观、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海外产地，所以在中国总人口为十三亿的情况下，大概需要两倍于此的海外市场，即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的人口总规模应该在四十亿左右。
这样一来，印度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现在来看中国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的对印政策就能发现，除了进行战略遏制，中国还在积极拓展印度市场，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打压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即便以地区为准，印度也是仅次于东南亚。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间，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贷款，帮助印度修建学校、医院、水净化厂等公共基础设施，还有近万名志愿人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支教与行医。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前降低了二十一个百分点，相当于近三亿印度人在这十年里脱盲，意味着更多的儿童获得了学习机会。
文化提高后，印度的经济也随同高速发展。
可以说，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前，印度一直没能取代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严重缺乏产业工人，而产业工人最低的门槛就是必须能读会写，因为只要能够读书识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劳动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
事实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工业国。
只不过，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是纺织、制衣、制鞋、日化、工业零部件等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了，而是净进口国，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对手是同地区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东南亚国家、南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等国，而中国则是印度的第一大工业产品进口国。
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随处可见“印度制造”。
可以说，正是因为印度提供了足够多的初级工业产品，中国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让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印度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获得了与西方企业在高端领域竞争的资本。
别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级工业产品销售给中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高端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成功开拓了印度市场，中国才在二零三五年获得了击败日本的经济实力。
可以说，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国与日本已经在印度“开战”。
双方争夺的，正是拥有十七亿消费者的印度市场。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五万亿元人民币，占印度海外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二十四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中，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民营企业，而且主要是七个民营集团。
巨额投资，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印度战略，即在遏制的同时，积极扶持印度。
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原因很简单，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经济命脉，任何一名印度领导人在考虑对华关系的时候，都得考虑本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与此息息相关的数千万产业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这种“经济入侵”战略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扶桑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两岸统一，“大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占到了印度引进海外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远远超过西方国家集团，但是与印度国内庞大的民营资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中资企业的占有率并不高。
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才能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问题是，现在出了意外。
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国总统不会在二零三八年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提出《粮食限购法》。
闹到八月底，在美国联邦检察院准备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的前一天，白宫撤回了递交给国会的《粮食限购法》。因为总统提交的法案还没有经过国会审批，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检察院撤消了控诉。
一天之后，即九月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援助法》。
到这个时候，新闻媒体才搞清楚美国总统的意图，即利用《粮食限购法》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视粮食问题，以及正在遭受粮食危机的印度，然后通过《援助法》鼓动美国企业与财团，以民间资本运作的方式，把美国富余的粮食援助给印度，帮助印度渡过最难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举，立即受到了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与同情。
至于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美国总统、以及那些从中获益的企业与财团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质不是为印度提供贷款，而是以政府担保与强制性措施，让美国企业以合法手段从公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以粮食作为武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扩大在印投资规模。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美国企业用作为战略管制资源的粮食，通过易货方式与印度进行等价交换。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规模超过五十万吨的粮食贸易都要经国会批准。
有了这道法案，美国企业就能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在国内收购粮食，然后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购优质产业。
显然，在二零三八年，粮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粮食都是战略管制资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这一法案，直观的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印战略。
在中国大举进军印度的时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印度，还得尽一切努力占领印度市场，增强在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控制印度经济，从而控制印度对外政策的目的。
做为世界上市场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市场牌，显然比中国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即便无法调动所有资源，也能调动大多数资源，而美国的民间囤粮比中国多得多。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美国企业以投资方式运入印度的粮食就高达七千万吨。
与中国的援助比起来，这七千万吨粮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粮。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秋粮比预计增收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粮食缺口仅有一点二亿吨。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企业能够调动国内百分之六十的囤粮，就能堵上这个漏洞。
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直线上升。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限。
虽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说服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即允许企业从民众手里收购粮食，再以投资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国的民间存粮并不多，能够调动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