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前妻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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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轩鼓起勇气，跟她深深地对视了一眼。他想用目光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把这十多年来的感情空白连接起来，消除因时间造成的陌生感。然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说来话长，也不堪回首啊。”
“哦，是吗？”高芬芬张大眼睛，然后又关心地问，“你下海后，吃了不少苦吧？”
李锦轩慢腾腾地说：“是的，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因为另一个人的某种言行而改变，有时也因为自己的某个决定而改变。你不就是这样吗？我也如此啊。你知道，我家里穷，底子薄，可我从小就发愤努力，想凭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他就把跟他离婚后，辞职到上海来闯荡的经历简单说了一遍。
“我的天哪，这简单就是在讲故事。”高芬芬听得惊心动魄，“要不是你亲自说出来，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唉，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的苦，下海是不容易。”
李锦轩也叹息一声说：“我差点被海水淹死啊。”
高芬芬垂下眼皮，沉默了。她想了好一会，才撩开眼皮盯着他，后悔地说：“当初，是我不好，怠慢你娘，惹你生气，闹了离婚。我们两个家庭搞得像打仗，其实都是我哥搞出来的。我也不好，气昏了头，变得像个泼妇，伤了你的心。”
李锦轩静静地听着。
“其实，我当时这样跳，这样闹，都是一个字在作怪。”高芬芬低下头说，“你可能不相信，这一切，真的都是出于这一个字，都是为了阻止你离婚。”
李锦轩说：“就是出于一个爱字，也不能这样啊，你哥怎么要派杀手来杀我，这也太分了吧？”
“什么？”高芬芬惊得目瞪口呆，“没有啊，不可能的。”
李锦轩说把当时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高芬芬听得心惊肉跳，脸色都变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包括那天在县城里，我哥叫人来追你们，要打你们，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李锦轩说：“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就不提它了。”
高芬芬关切地问：“那你后来是停薪留职，还是辞职的？”
“被迫辞职的，唉，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李锦轩说着，就陷入了回忆中。
这天，李锦轩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他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几个上海人掘断——他辛辛苦苦办的那个公司，在争斗间灰飞烟灭了，所以，他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回去办一下停薪留职手续。
他曾让上海那家报社打过一个一年期的商借函，现在早已过期了。所以这天他母亲让人带信给他，说他单位的领导开车到老家来，让她务必带信给他，要他在一个月之内回单位办理辞职手续。
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去了，重新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他感到很亲切，但更多的是害怕。他怕见到熟人，所以他一上岸就把脸埋在风衣领里，不敢抬起来。
悄悄走上一辆面包车，他象特务一样潜回了这个新兴的江滨小城。
走出汽车站，他将头埋得更深了。他找了一辆有篷的黄包车，坐上去把头埋在里面到单位去。
到了单位楼下，他走下来，付了车钱，硬着头皮往楼上走，脚步重得抬不起来。走到二楼，他真想立刻退回去，一走了之算了。
他觉得没脸再见到同事们。可是出乎他的意外，他鼓足勇气走上去，突然出现在同事面前，同事们却仿佛不认识他似的，愣了好一会，才有人冷淡地说：“这，不是李老师吗？”
他紧缩着心，极力平静着脸走进去。两个以前跟他关系不错的同事走过来，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话，就走开了。
只有一个以前他亲手培养起来的副刊编辑，有些不安地压低声，跟他聊了几句。正说着话，见办公室季主任走进来，他马上不安地告辞，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
这个情景让他感到非常难堪。
你都成什么人了？他在心里痛苦地说，简直成了一个了人见人怕的瘟神。可他出去进修前，却是单位里的一名业务骨干。一个人负责编一个版面，几乎一天到晚都坐在办分桌边埋头编稿，划版，有时来不及晚上还加班。非常辛苦，又没有外跑的记者吃香实惠，但他毫无怨言。编的版面和稿子经常在各种评比中获奖。
出去前，总编让他培养好一个替代他的编辑才能走。于是，他就不厌其烦地教了两个替补队员，手把手地教他们划版，教他们如何修改文章。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能编能划了。
季主任见了他，走过来，将几份表格交给他说：“你填一下，再写一份辞职报告。”
他的心一紧，产生了一种要被逼上绝路的恐惧。前路茫茫，他心里一点也没底，再自断后路，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安全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他恳切地望着这个以前很要好的同事，带着恳求的语气说：“季主任，能不能让我办停薪留职？”
季主任说：“恐怕不行，呃，高副总编在区委开会，你明天再来吧。”
“好的。”他又在那里坐了一会，正准备出去找个招待所住下来，突然，从楼梯上升上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扎着两只羊角辫，穿着一件他熟悉的蓝色童装。
“爸爸——”小女孩忽闪着两只黑亮的大眼睛，怯生生地向他走过来。
“小春。”他的心一下子温软得想哭。
连忙上前抱起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心疼地看着她，真想好好亲亲她。
他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女儿了，日思夜想啊，有时想想就发呆，甚至要湿眼睛。这会儿，他眼睛热热的，只想来泪，不知跟她说引起什么好。
过了一会，他才问：“小春，是谁送你来的？”
女儿奶声奶气地说：“妈妈送我到楼下，叫我上来，就走了。”
他知道单位里有人给她通风报信了，这是出于好心。他第一次起诉，被法院判了个不准离婚，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他搞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所以只好继续离居。
他伸手帮女儿擤掉挂在鼻孔下的两条鼻涕。女儿对他似乎有些陌生，但很高兴，轻轻说：“爸爸，妈妈让你回家。”
他听了，刷一下，眼睛里就涌满了泪水。在同事们的注目下，他连忙抱起女儿走了出去。来到楼下，他叫了一辆黄包车，把女儿送到文卫新村自家的楼下。
下了车，女儿拉住他的手说：“爸爸，上去吧。”
他心里痛苦地挛痉着，怎么能上去呢？不能啊，就只好骗她说：“小春，你先上去，啊，爸去办一件事，办完，就上来。”
天真乖巧的女儿相信了他，清脆地喊：“爸爸，我等你。”说着，就一步一回头地上去了。
望着女儿幼小的背影和吃力地走上楼梯的身姿，他的心碎了。
走到附近的邮电招待所，他化10元钱开了一个小房间。走进去，他把门一关，眼泪就夺眶而出。
“小春，爸对不起你啊——”他想起女儿的音容笑貌，想起自己对她的欺骗，终于泣不成声地哭了。
他仆倒在床上，呜呜大哭，眼泪打湿了一大滩被子。
哭了好一会，他才翻转身子，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出神。他一直躺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起来，到招待所食堂吃了一碗面，想去宣传部长和高副总编家里去说说情，攻攻关，让他们帮帮忙，批准他停薪留职。
这可是人生大事啊，辞职了，他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可是他没钱，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又不舍得。他现在是惜钱如命，一分钱也要掂量掂量才肯拔出去。
另外，他也怕去，他实在不敢面对这些有恩于他的领导啊。
那次，他拿了海南寄过来的商调函，回来想搞调动。晚上，他买了点水果去宣传部长家求情。他在上海给他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助信。所以，部长对他很客气，苦口婆心地劝他，整整劝了几个小时，说得喉咙都哑了。
他说：“李锦轩，你写的信我收到了。很有水平，知书达理，我看了，很感动。可是，你也要替我想想啊，当初是我力排众议，同意你出去进修的，理由是想为我们这个新兴的城市培养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可是，你一出去就不回来了，人家怎么看？你知道不知道？市里到处议论纷纷，各种难听的说法都有，我的压力大啊。区委杨书记在一次会上不名点地批评说，我们送出去培养的人，竟然抛妻离家，远走高飞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关部门要好好查一查。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应该要严肃查处……”
他低着头，象犯了罪一样只顾听。听到这里，他才抬起头对部长说：“话不能这么说，我到哪里，都是为国家做事，这么能说是忘恩负义呢？”
李锦轩鼓起勇气，跟她深深地对视了一眼。他想用目光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把这十多年来的感情空白连接起来，消除因时间造成的陌生感。然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说来话长，也不堪回首啊。”
“哦，是吗？”高芬芬张大眼睛，然后又关心地问，“你下海后，吃了不少苦吧？”
李锦轩慢腾腾地说：“是的，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因为另一个人的某种言行而改变，有时也因为自己的某个决定而改变。你不就是这样吗？我也如此啊。你知道，我家里穷，底子薄，可我从小就发愤努力，想凭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他就把跟他离婚后，辞职到上海来闯荡的经历简单说了一遍。
“我的天哪，这简单就是在讲故事。”高芬芬听得惊心动魄，“要不是你亲自说出来，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唉，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的苦，下海是不容易。”
李锦轩也叹息一声说：“我差点被海水淹死啊。”
高芬芬垂下眼皮，沉默了。她想了好一会，才撩开眼皮盯着他，后悔地说：“当初，是我不好，怠慢你娘，惹你生气，闹了离婚。我们两个家庭搞得像打仗，其实都是我哥搞出来的。我也不好，气昏了头，变得像个泼妇，伤了你的心。”
李锦轩静静地听着。
“其实，我当时这样跳，这样闹，都是一个字在作怪。”高芬芬低下头说，“你可能不相信，这一切，真的都是出于这一个字，都是为了阻止你离婚。”
李锦轩说：“就是出于一个爱字，也不能这样啊，你哥怎么要派杀手来杀我，这也太分了吧？”
“什么？”高芬芬惊得目瞪口呆，“没有啊，不可能的。”
李锦轩说把当时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高芬芬听得心惊肉跳，脸色都变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包括那天在县城里，我哥叫人来追你们，要打你们，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李锦轩说：“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就不提它了。”
高芬芬关切地问：“那你后来是停薪留职，还是辞职的？”
“被迫辞职的，唉，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李锦轩说着，就陷入了回忆中。
这天，李锦轩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他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几个上海人掘断——他辛辛苦苦办的那个公司，在争斗间灰飞烟灭了，所以，他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回去办一下停薪留职手续。
他曾让上海那家报社打过一个一年期的商借函，现在早已过期了。所以这天他母亲让人带信给他，说他单位的领导开车到老家来，让她务必带信给他，要他在一个月之内回单位办理辞职手续。
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去了，重新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他感到很亲切，但更多的是害怕。他怕见到熟人，所以他一上岸就把脸埋在风衣领里，不敢抬起来。
悄悄走上一辆面包车，他象特务一样潜回了这个新兴的江滨小城。
走出汽车站，他将头埋得更深了。他找了一辆有篷的黄包车，坐上去把头埋在里面到单位去。
到了单位楼下，他走下来，付了车钱，硬着头皮往楼上走，脚步重得抬不起来。走到二楼，他真想立刻退回去，一走了之算了。
他觉得没脸再见到同事们。可是出乎他的意外，他鼓足勇气走上去，突然出现在同事面前，同事们却仿佛不认识他似的，愣了好一会，才有人冷淡地说：“这，不是李老师吗？”
他紧缩着心，极力平静着脸走进去。两个以前跟他关系不错的同事走过来，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话，就走开了。
只有一个以前他亲手培养起来的副刊编辑，有些不安地压低声，跟他聊了几句。正说着话，见办公室季主任走进来，他马上不安地告辞，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
这个情景让他感到非常难堪。
你都成什么人了？他在心里痛苦地说，简直成了一个了人见人怕的瘟神。可他出去进修前，却是单位里的一名业务骨干。一个人负责编一个版面，几乎一天到晚都坐在办分桌边埋头编稿，划版，有时来不及晚上还加班。非常辛苦，又没有外跑的记者吃香实惠，但他毫无怨言。编的版面和稿子经常在各种评比中获奖。
出去前，总编让他培养好一个替代他的编辑才能走。于是，他就不厌其烦地教了两个替补队员，手把手地教他们划版，教他们如何修改文章。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能编能划了。
季主任见了他，走过来，将几份表格交给他说：“你填一下，再写一份辞职报告。”
他的心一紧，产生了一种要被逼上绝路的恐惧。前路茫茫，他心里一点也没底，再自断后路，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安全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他恳切地望着这个以前很要好的同事，带着恳求的语气说：“季主任，能不能让我办停薪留职？”
季主任说：“恐怕不行，呃，高副总编在区委开会，你明天再来吧。”
“好的。”他又在那里坐了一会，正准备出去找个招待所住下来，突然，从楼梯上升上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扎着两只羊角辫，穿着一件他熟悉的蓝色童装。
“爸爸——”小女孩忽闪着两只黑亮的大眼睛，怯生生地向他走过来。
“小春。”他的心一下子温软得想哭。
连忙上前抱起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心疼地看着她，真想好好亲亲她。
他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女儿了，日思夜想啊，有时想想就发呆，甚至要湿眼睛。这会儿，他眼睛热热的，只想来泪，不知跟她说引起什么好。
过了一会，他才问：“小春，是谁送你来的？”
女儿奶声奶气地说：“妈妈送我到楼下，叫我上来，就走了。”
他知道单位里有人给她通风报信了，这是出于好心。他第一次起诉，被法院判了个不准离婚，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他搞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所以只好继续离居。
他伸手帮女儿擤掉挂在鼻孔下的两条鼻涕。女儿对他似乎有些陌生，但很高兴，轻轻说：“爸爸，妈妈让你回家。”
他听了，刷一下，眼睛里就涌满了泪水。在同事们的注目下，他连忙抱起女儿走了出去。来到楼下，他叫了一辆黄包车，把女儿送到文卫新村自家的楼下。
下了车，女儿拉住他的手说：“爸爸，上去吧。”
他心里痛苦地挛痉着，怎么能上去呢？不能啊，就只好骗她说：“小春，你先上去，啊，爸去办一件事，办完，就上来。”
天真乖巧的女儿相信了他，清脆地喊：“爸爸，我等你。”说着，就一步一回头地上去了。
望着女儿幼小的背影和吃力地走上楼梯的身姿，他的心碎了。
走到附近的邮电招待所，他化10元钱开了一个小房间。走进去，他把门一关，眼泪就夺眶而出。
“小春，爸对不起你啊——”他想起女儿的音容笑貌，想起自己对她的欺骗，终于泣不成声地哭了。
他仆倒在床上，呜呜大哭，眼泪打湿了一大滩被子。
哭了好一会，他才翻转身子，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出神。他一直躺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起来，到招待所食堂吃了一碗面，想去宣传部长和高副总编家里去说说情，攻攻关，让他们帮帮忙，批准他停薪留职。
这可是人生大事啊，辞职了，他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可是他没钱，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又不舍得。他现在是惜钱如命，一分钱也要掂量掂量才肯拔出去。
另外，他也怕去，他实在不敢面对这些有恩于他的领导啊。
那次，他拿了海南寄过来的商调函，回来想搞调动。晚上，他买了点水果去宣传部长家求情。他在上海给他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助信。所以，部长对他很客气，苦口婆心地劝他，整整劝了几个小时，说得喉咙都哑了。
他说：“李锦轩，你写的信我收到了。很有水平，知书达理，我看了，很感动。可是，你也要替我想想啊，当初是我力排众议，同意你出去进修的，理由是想为我们这个新兴的城市培养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可是，你一出去就不回来了，人家怎么看？你知道不知道？市里到处议论纷纷，各种难听的说法都有，我的压力大啊。区委杨书记在一次会上不名点地批评说，我们送出去培养的人，竟然抛妻离家，远走高飞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关部门要好好查一查。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应该要严肃查处……”
他低着头，象犯了罪一样只顾听。听到这里，他才抬起头对部长说：“话不能这么说，我到哪里，都是为国家做事，这么能说是忘恩负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