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入学风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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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匪与流贼绝然不同……。……流贼善用裹挟之法，鄂匪善用绑架之法……。臣于先皇时归乡读书闻，荆州百姓子弟，十之二三已为鄂匪劫持。……荆州百姓……，为此皆控于匪徒之手……。”
——公元1640年·杨嗣昌《鄂匪害甚于流贼疏》
七月末，屋外的长杆番麦（王书辉带过来的高产玉米）已经基本成熟了，再过几天就可以收割了。仔细的看着田地外围的番麦，看到每一个植株长得都像小树一样壮实，胡大成心里有种特别踏实满足的感觉。
胡家洼这个地方原本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而且就是种植水稻的时候，自己家只有两亩地，主要还是佃田种的胡大成，实际上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全身心的关心着庄稼。
这还是在前年的时候，一队兵强马壮的年轻人闯进胡家洼之后，胡大成才因为家里人口多，人家给他按照他家七口人的数量，分了三十三亩地，补齐了三十五亩地的总数的。
没亲没故的，又是一群外乡的年轻后生，打进村子里就是杀人，然后又像开庙会似的，弄了个什么公审大会，把胡家湾这里的大户弄了个精光。胡大成作为一个五十二岁的“老年人”，第一反应是害怕。
就是在后来，工作组的那些年轻后生给他分了地，他心里也是害怕的要命。如果有人平白无故的给东西，任是谁心里都会感到不正常，更何况是给地，一给还是几十亩。
地是好东西，作为一个种田能手，胡大成做梦都想成为一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大地主”。可是，这平白无故的给地，完全是一种匪夷所思不合常理的事情。分到地的胡大成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的喜悦感。
一向小心谨慎的胡大成，一年来一边兢兢业业的种起了那三十多亩白给的地，一边又成天到晚的想着这地恐怕最终不会落到自己手里。
不过等到最后，除了在年末的时候，工作组按照胡大成上报的产量，真的只收走了三层的粮食之外，他一年来在三十多亩地里种出来的粮食，真的都归了他自己了。
认定了工作组的后生们是真没有什么坏心的胡大成，第一反应不是感到高兴，而是后悔的直拍大腿。
因为他知道，同村有几家出人当了那个什么民兵的人家，种的可是工作组发的长杆番麦。凡是种长杆番麦的人家，去年的收成都是亩产超过了一千大斤（复兴会规定的市斤）的。可胡大成却还像以前一样，种的是稻子。两季稻子的收成，还不如人家种一季长杆番麦的收成高呢。
村里的所有粮食，都是那个叫供销社的地方给收走的。供销社给的价钱很好，细心的胡大成打听过了，比县里粮商的给的价钱多二十多文呢。供销社收番麦的价钱和收稻子的价钱一样。就是这样，自己家的年收入就比种长杆番麦那几家低了一半还多。
看到紧挨着他家的，去年种了两季长杆番麦的胡老五家，买了几斤肉过年。眼红的胡大成心里骂了半宿。等看到年初的时候，胡老五家开始起新屋、盖大房时，胡大成在心里诅咒发誓，今年就是下跪磕头，也要买工作组的长杆番麦来种了。
胡大成没用下跪磕头，1621年春天，不仅他家买到了长杆番麦的种子，全村所有人家都可以买长杆番麦的种子了。反倒是去年种植长杆番麦的民兵家里，今年没种长杆番麦，倒拿着自家的好田，白白的种起番薯来了。
胡大成可没心思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幺蛾子了。现在他全心想着工作组能够说话算话，今年收粮的价钱能和去年一样高。
实际上，去年胡大成的家庭收入就已经是他活了五十多年来，最高的一次了。1920年，胡大成家的三十五亩田种的都是稻子，早晚两季合起来亩产达到四石（将近现在的600斤）多一点。供销社收购稻子比市价高二十文钱，达到每石650文钱的价格。除去交给工作组三层粮食的公粮，胡大成把自家的粮食都卖给了供销社。
供销社支付的是复兴会制造的精美银元。胡大成家的稻子总共卖了整整六十三枚银元，是去年整个胡家洼村里除了民兵家庭以外，收入最高的人家。
所以，事实上，胡大成根本就没有羡慕和眼红别人家的必要。
胡大成虽然是个比较斤斤计较，心眼很小的老头子。但是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他也知道，自己去年能挣上整整六十三“两”银子，那是全托了复兴会的福了。一方面，是因为人家复兴会给他分了地，税收又低的惊人，只要了三层粮食；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家复兴会的供销社收购价格高，比市价整整高了二十文钱。
要是按照往年的佃租和国税算，他这六十三两银子，能实实在在落到手里十分之一就不错了。那还是在没有计算，每年都要还的欠主家的高利贷的利钱，以及向主家租赁耕牛和借钱买种子之类的花销呢。要是算上这些，就是自家佃真种了三十五亩地，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最后弄来弄去，不仅没有什么收入，恐怕还得变成欠账。
胡大成家去年赚的这六十三枚银元，要是按照每枚银元的含银量来说，每枚银元实际根本就没有一两银子那么多。但是，从购买力上说，复兴会的一个银元，就是能够在复兴会的供销社里，买到市价一两银子的东西，能当一两银子花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万历中后期，大米的市价是一两银子一石。拿着复兴会的一个银元，在市场上想买一石大米，那肯定是买不到的。但是，要是拿着这一个银元，到复兴会在设在县城的粮店或者在复兴会各基地村的供销社里去买，却肯定是可以买到一石大米的。
实际上，复兴会发行货币，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获得铸币税的过程。只是这个道理目前只有王书辉和复兴会通商处的几个比较聪明的干部知道。
反正对于胡大成来说，复兴会的一个银元就是一两银子了。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是用银元在供销社里买了不少东西。除了一些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用品之外，他还买了很多他一直垂涎三尺的那种，民兵家庭使用的白闪闪的白口铁农具。
这些东西，无论是食盐布匹之类的生活用品，还是各种各样，坚固犀利的农具，供销社出售的所有商品，都要比市场价便宜不少。而且，这些商品的质量，明显的也要好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至少，单单是农具这一块，胡大成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比这更好的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任何经济知识的胡大成，倒是感觉复兴会的银子很抗花。
正当胡大成坐在家门口，仔细的摆弄着那些农具的时候。突然，他的老婆周二妹急急忙忙的跑了回来。
因为家里穷，胡大成二十六岁才娶上媳妇。他媳妇周二妹是隔壁村著名的丑女，也是二十大几了嫁不出去。胡大成家里精穷，但是干农活却是个好把式。正是这个原因，家境还算可以的周二妹才被周老头做主，嫁给了家里只有两亩地的胡大成。
说实话，胡大成并不是很喜欢自己的老婆。当然了，他并不是因为周二妹的长相而不喜欢她。“丑妻近地家中宝”么，这个道理胡大成是很懂的。他不喜欢自己的老婆，那是因为周二妹是属于那种长舌妇的。这女人有事没事的，就喜欢和村子里的妇人们聚在一起议论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胡大成这种干活儿的人，天生的就认为一切的精力和时间，都应该放到干活儿上去。过去，他自己的那两亩水田，是整个胡家洼村里被照顾的最好的田地。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跑到田里侍候庄稼，从来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聚在一起说闲话的。
胡大成不是那种喜欢打老婆的人。但是真发起火了，古代社会的男人哪有会不打老婆的。可是，周二妹的肚皮却特别的争气。十几年间，她像下小猪儿似的，先后给胡大成生了九个孩子，其中有五个孩子站住了地。就凭这一点，就是再怎么不喜欢自己的老婆周二妹的长舌妇性格，胡大成也得忍着气。
去年一年的好收成，似乎给周二妹带来了很大的底气。到了今年长杆番麦种完之后的农闲时期，周二妹几乎是天天白天不着家，到处和本村的女人扯着老婆舌。
胡大成发现，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了地，荷包里有了钱，粮囤子装满了粮食的缘故吧。自己今年的脾气变得好了许多。要是往年，自己的老婆这么不务正业的满村子瞎张狂，他早就下重手打那婆娘了。
不高兴的看着自己的老婆，胡大成皱着眉头问道：“你这婆娘又跑到谁家去闲扯去了。这个鬼样子，在外面见到鬼了吗！”
“当家的，可不是见了鬼了么。前年被吊死的胡老爷家的那个外甥，就是住村东头的那个赵白眼的老婆说，枝江城里的那个叫王师尊的那个大老爷，下了旨意了。说是每个村子的小孩子，只要是十五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全要接到王府里去念书。隔壁村的孩子都已经被接走了。咱们家除了老大，其他的都是这十五岁以下，五岁以上里面的。当家的，怎么办啊？”
胡大成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一愣，之后他就立即说道，“扯那些有用没用的老婆舌干什么。净说些没边际的话。你赶快给我烧饭去。大妹（胡大成大女儿的名字）已经把土豆子洗好了，赶紧炖了。”
小农心理的特征就是，农民对于手里的钱特别的看重。别看胡大成家去年打了那么多的稻子。但是，他可是一点儿稻子也没留在自己手里，全都换成钱了。之后，他又在供销社里选了价格最便宜的土豆作为自己家的口粮。
胡大成之所以把话题扯到做饭上面，原因是他下意识的想要能够维持住自己一家之主“处变不惊”形象的表现。实际上，胡大成心里一方面有些慌乱，一方面也有些踏实了。
在胡大成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看来，天底下就不应该有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就是真正的大善人，也从来没有平白无故行善的道理。人家修桥补路，目的都是要给自己积德的。
普通的小财东都是那个样子的。更何况工作组的后生们嘴里天天提到的那个，像天神一样富贵尊荣，和皇帝老子还沾着亲的王师尊大老爷了。人家又不是你亲爹，凭什么白白的分给你田种，还只收三层皇粮国税的。
胡大成根据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经验看来，天底下的事情，全都是有因果联系的。因果这个词，虽然是他从一个游方僧人那里听来的。但是胡大成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一个因果，就把天下的道理说尽了。
在他想来，王师尊大老爷对大家这么好，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或者是像养肥猪一样，准备把大家养肥了再宰，或者是什么别的目的。虽然自家穷的掉底儿，就连自己的一条烂命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自己也肯定别想白白的占贵人大老爷的便宜。
本来去年一年，看到工作组说话算话，皇粮只收了三层。就是在农闲时，全村出丁，干修整水渠之类的劳役时，工作组也是拿出实打实的粮食和铜钱付了劳务费（胡大成从工作组那里学来的新词儿）的。胡大成还暗暗的产生了些侥幸心理。
现在听到复兴会要把孩子领走的消息。胡大成一方面觉得有些心痛，一方面又觉得这才是正常的道理。人家给你分地，高价收你的粮食，付给你工钱，这些好处都是“因”。要把你家十五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孩子领走，这才是“果”。天下的道理，就没有能够逃出“因果”的。
三天之后，除了一些像胡大成这种，能够参透所谓“因果”，老老实实认命的“高人”，和绝大部分一直畏惧工作组枪杆子的人家，都任由孩子被复兴会派来的四轮马车拉走之外。个别人家，特别是一些家境富裕，出过读书人的人家，还好生的闹了一气。
这个时候，各基地村的农会会长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工作的重点。他们纷纷想起，过去主持乡间收皇粮的那些村长粮长们的工作方式，拿出棒槌皮鞭之类的东西，把闹事的人，好一通狠打。
各村的农会会长们，这么不符合复兴会原则的一通折腾下来，还真的起到不做的效果，帮助工作组拉走了不少仇恨。
好在敢于闹事儿的人家在各个村子里，都属于那种喜欢多吃多占，人见人烦的富户。所以，这种王书辉一直反对的暴力方法，因为没有什么反弹，居然都没被王书辉发觉。
就这样，四十多个（随着复兴军的“剿匪”不断在增多）基地村的，三千多个五岁以上，十五岁一下的小孩子，就被复兴会集中到了王府镇。
不知不觉之中，枝江县的一些读书人，开始制造枝江王府，用小孩子当人质，绑架百姓做苦工的谣言。
说起来，这事情还真是有鼻子有眼儿的。
外人一看，王书辉又是开矿山；又是建工厂。又是养家丁（复兴军）；又是开新田（复兴会国营农场）。又是养鸡鸭牛羊（复兴会养殖场）；又是开店铺。又是盖房子；又是炼大丹（复兴会化工厂）。还到处干修路种树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于，还修建了一条铁车路（复兴会实验性质的铁路）。
他们觉得，就按照王书辉这个折腾法，就是有万贯的家财，霸占了无数的田地。也是禁不住他这么折腾的。
明代的古人，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读书人们，其实根本就看不出王书辉有什么革命意图来。
在他们眼里，王书辉就是那种，有钱有势，做事情霸道跋扈的藩王宗室。毕竟，王书辉就是搞土地革命，那也是在他用“欺凌逼迫”的不法手段，把别人的土地弄成他自己的之后，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搞的。
别说王书辉这种藩王宗室了。就是个普通的举人进士，你问问他们周边的人家，谁家敢随便卖地的。周边人家只有两条路走，要不是就把土地低价卖给那些举人进士们，要不就硬着头皮，忍着举人进士们不间断的侮辱欺凌，自己种地。
大明朝中后期，哪个举人进士不是最少良田几万亩的大地主。（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说徐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他们的土地，其实也是用种种不法手段得来的。
在土地争夺上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这其实是封建王朝末世时期的常态，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心知肚明，甚至暗中支持的“潜规则”。
王书辉的手段虽然有些暴烈，但是，他还是在遵循着这个“潜规则”的。
别的人，那些没占到便宜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得者们，只能是捏着鼻子，红着眼睛，造些“枝江王府用百姓子弟当人质，百姓被王书辉控制，搞些离经叛道、劳民伤财的瞎折腾”之类的谣言而已。
实际上，他们心里是一种恨不得以身代之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
“……鄂匪与流贼绝然不同……。……流贼善用裹挟之法，鄂匪善用绑架之法……。臣于先皇时归乡读书闻，荆州百姓子弟，十之二三已为鄂匪劫持。……荆州百姓……，为此皆控于匪徒之手……。”
——公元1640年·杨嗣昌《鄂匪害甚于流贼疏》
七月末，屋外的长杆番麦（王书辉带过来的高产玉米）已经基本成熟了，再过几天就可以收割了。仔细的看着田地外围的番麦，看到每一个植株长得都像小树一样壮实，胡大成心里有种特别踏实满足的感觉。
胡家洼这个地方原本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而且就是种植水稻的时候，自己家只有两亩地，主要还是佃田种的胡大成，实际上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全身心的关心着庄稼。
这还是在前年的时候，一队兵强马壮的年轻人闯进胡家洼之后，胡大成才因为家里人口多，人家给他按照他家七口人的数量，分了三十三亩地，补齐了三十五亩地的总数的。
没亲没故的，又是一群外乡的年轻后生，打进村子里就是杀人，然后又像开庙会似的，弄了个什么公审大会，把胡家湾这里的大户弄了个精光。胡大成作为一个五十二岁的“老年人”，第一反应是害怕。
就是在后来，工作组的那些年轻后生给他分了地，他心里也是害怕的要命。如果有人平白无故的给东西，任是谁心里都会感到不正常，更何况是给地，一给还是几十亩。
地是好东西，作为一个种田能手，胡大成做梦都想成为一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大地主”。可是，这平白无故的给地，完全是一种匪夷所思不合常理的事情。分到地的胡大成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的喜悦感。
一向小心谨慎的胡大成，一年来一边兢兢业业的种起了那三十多亩白给的地，一边又成天到晚的想着这地恐怕最终不会落到自己手里。
不过等到最后，除了在年末的时候，工作组按照胡大成上报的产量，真的只收走了三层的粮食之外，他一年来在三十多亩地里种出来的粮食，真的都归了他自己了。
认定了工作组的后生们是真没有什么坏心的胡大成，第一反应不是感到高兴，而是后悔的直拍大腿。
因为他知道，同村有几家出人当了那个什么民兵的人家，种的可是工作组发的长杆番麦。凡是种长杆番麦的人家，去年的收成都是亩产超过了一千大斤（复兴会规定的市斤）的。可胡大成却还像以前一样，种的是稻子。两季稻子的收成，还不如人家种一季长杆番麦的收成高呢。
村里的所有粮食，都是那个叫供销社的地方给收走的。供销社给的价钱很好，细心的胡大成打听过了，比县里粮商的给的价钱多二十多文呢。供销社收番麦的价钱和收稻子的价钱一样。就是这样，自己家的年收入就比种长杆番麦那几家低了一半还多。
看到紧挨着他家的，去年种了两季长杆番麦的胡老五家，买了几斤肉过年。眼红的胡大成心里骂了半宿。等看到年初的时候，胡老五家开始起新屋、盖大房时，胡大成在心里诅咒发誓，今年就是下跪磕头，也要买工作组的长杆番麦来种了。
胡大成没用下跪磕头，1621年春天，不仅他家买到了长杆番麦的种子，全村所有人家都可以买长杆番麦的种子了。反倒是去年种植长杆番麦的民兵家里，今年没种长杆番麦，倒拿着自家的好田，白白的种起番薯来了。
胡大成可没心思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幺蛾子了。现在他全心想着工作组能够说话算话，今年收粮的价钱能和去年一样高。
实际上，去年胡大成的家庭收入就已经是他活了五十多年来，最高的一次了。1920年，胡大成家的三十五亩田种的都是稻子，早晚两季合起来亩产达到四石（将近现在的600斤）多一点。供销社收购稻子比市价高二十文钱，达到每石650文钱的价格。除去交给工作组三层粮食的公粮，胡大成把自家的粮食都卖给了供销社。
供销社支付的是复兴会制造的精美银元。胡大成家的稻子总共卖了整整六十三枚银元，是去年整个胡家洼村里除了民兵家庭以外，收入最高的人家。
所以，事实上，胡大成根本就没有羡慕和眼红别人家的必要。
胡大成虽然是个比较斤斤计较，心眼很小的老头子。但是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他也知道，自己去年能挣上整整六十三“两”银子，那是全托了复兴会的福了。一方面，是因为人家复兴会给他分了地，税收又低的惊人，只要了三层粮食；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家复兴会的供销社收购价格高，比市价整整高了二十文钱。
要是按照往年的佃租和国税算，他这六十三两银子，能实实在在落到手里十分之一就不错了。那还是在没有计算，每年都要还的欠主家的高利贷的利钱，以及向主家租赁耕牛和借钱买种子之类的花销呢。要是算上这些，就是自家佃真种了三十五亩地，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最后弄来弄去，不仅没有什么收入，恐怕还得变成欠账。
胡大成家去年赚的这六十三枚银元，要是按照每枚银元的含银量来说，每枚银元实际根本就没有一两银子那么多。但是，从购买力上说，复兴会的一个银元，就是能够在复兴会的供销社里，买到市价一两银子的东西，能当一两银子花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万历中后期，大米的市价是一两银子一石。拿着复兴会的一个银元，在市场上想买一石大米，那肯定是买不到的。但是，要是拿着这一个银元，到复兴会在设在县城的粮店或者在复兴会各基地村的供销社里去买，却肯定是可以买到一石大米的。
实际上，复兴会发行货币，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获得铸币税的过程。只是这个道理目前只有王书辉和复兴会通商处的几个比较聪明的干部知道。
反正对于胡大成来说，复兴会的一个银元就是一两银子了。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是用银元在供销社里买了不少东西。除了一些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用品之外，他还买了很多他一直垂涎三尺的那种，民兵家庭使用的白闪闪的白口铁农具。
这些东西，无论是食盐布匹之类的生活用品，还是各种各样，坚固犀利的农具，供销社出售的所有商品，都要比市场价便宜不少。而且，这些商品的质量，明显的也要好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至少，单单是农具这一块，胡大成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比这更好的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任何经济知识的胡大成，倒是感觉复兴会的银子很抗花。
正当胡大成坐在家门口，仔细的摆弄着那些农具的时候。突然，他的老婆周二妹急急忙忙的跑了回来。
因为家里穷，胡大成二十六岁才娶上媳妇。他媳妇周二妹是隔壁村著名的丑女，也是二十大几了嫁不出去。胡大成家里精穷，但是干农活却是个好把式。正是这个原因，家境还算可以的周二妹才被周老头做主，嫁给了家里只有两亩地的胡大成。
说实话，胡大成并不是很喜欢自己的老婆。当然了，他并不是因为周二妹的长相而不喜欢她。“丑妻近地家中宝”么，这个道理胡大成是很懂的。他不喜欢自己的老婆，那是因为周二妹是属于那种长舌妇的。这女人有事没事的，就喜欢和村子里的妇人们聚在一起议论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胡大成这种干活儿的人，天生的就认为一切的精力和时间，都应该放到干活儿上去。过去，他自己的那两亩水田，是整个胡家洼村里被照顾的最好的田地。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跑到田里侍候庄稼，从来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聚在一起说闲话的。
胡大成不是那种喜欢打老婆的人。但是真发起火了，古代社会的男人哪有会不打老婆的。可是，周二妹的肚皮却特别的争气。十几年间，她像下小猪儿似的，先后给胡大成生了九个孩子，其中有五个孩子站住了地。就凭这一点，就是再怎么不喜欢自己的老婆周二妹的长舌妇性格，胡大成也得忍着气。
去年一年的好收成，似乎给周二妹带来了很大的底气。到了今年长杆番麦种完之后的农闲时期，周二妹几乎是天天白天不着家，到处和本村的女人扯着老婆舌。
胡大成发现，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了地，荷包里有了钱，粮囤子装满了粮食的缘故吧。自己今年的脾气变得好了许多。要是往年，自己的老婆这么不务正业的满村子瞎张狂，他早就下重手打那婆娘了。
不高兴的看着自己的老婆，胡大成皱着眉头问道：“你这婆娘又跑到谁家去闲扯去了。这个鬼样子，在外面见到鬼了吗！”
“当家的，可不是见了鬼了么。前年被吊死的胡老爷家的那个外甥，就是住村东头的那个赵白眼的老婆说，枝江城里的那个叫王师尊的那个大老爷，下了旨意了。说是每个村子的小孩子，只要是十五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全要接到王府里去念书。隔壁村的孩子都已经被接走了。咱们家除了老大，其他的都是这十五岁以下，五岁以上里面的。当家的，怎么办啊？”
胡大成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一愣，之后他就立即说道，“扯那些有用没用的老婆舌干什么。净说些没边际的话。你赶快给我烧饭去。大妹（胡大成大女儿的名字）已经把土豆子洗好了，赶紧炖了。”
小农心理的特征就是，农民对于手里的钱特别的看重。别看胡大成家去年打了那么多的稻子。但是，他可是一点儿稻子也没留在自己手里，全都换成钱了。之后，他又在供销社里选了价格最便宜的土豆作为自己家的口粮。
胡大成之所以把话题扯到做饭上面，原因是他下意识的想要能够维持住自己一家之主“处变不惊”形象的表现。实际上，胡大成心里一方面有些慌乱，一方面也有些踏实了。
在胡大成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看来，天底下就不应该有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就是真正的大善人，也从来没有平白无故行善的道理。人家修桥补路，目的都是要给自己积德的。
普通的小财东都是那个样子的。更何况工作组的后生们嘴里天天提到的那个，像天神一样富贵尊荣，和皇帝老子还沾着亲的王师尊大老爷了。人家又不是你亲爹，凭什么白白的分给你田种，还只收三层皇粮国税的。
胡大成根据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经验看来，天底下的事情，全都是有因果联系的。因果这个词，虽然是他从一个游方僧人那里听来的。但是胡大成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一个因果，就把天下的道理说尽了。
在他想来，王师尊大老爷对大家这么好，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或者是像养肥猪一样，准备把大家养肥了再宰，或者是什么别的目的。虽然自家穷的掉底儿，就连自己的一条烂命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自己也肯定别想白白的占贵人大老爷的便宜。
本来去年一年，看到工作组说话算话，皇粮只收了三层。就是在农闲时，全村出丁，干修整水渠之类的劳役时，工作组也是拿出实打实的粮食和铜钱付了劳务费（胡大成从工作组那里学来的新词儿）的。胡大成还暗暗的产生了些侥幸心理。
现在听到复兴会要把孩子领走的消息。胡大成一方面觉得有些心痛，一方面又觉得这才是正常的道理。人家给你分地，高价收你的粮食，付给你工钱，这些好处都是“因”。要把你家十五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孩子领走，这才是“果”。天下的道理，就没有能够逃出“因果”的。
三天之后，除了一些像胡大成这种，能够参透所谓“因果”，老老实实认命的“高人”，和绝大部分一直畏惧工作组枪杆子的人家，都任由孩子被复兴会派来的四轮马车拉走之外。个别人家，特别是一些家境富裕，出过读书人的人家，还好生的闹了一气。
这个时候，各基地村的农会会长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工作的重点。他们纷纷想起，过去主持乡间收皇粮的那些村长粮长们的工作方式，拿出棒槌皮鞭之类的东西，把闹事的人，好一通狠打。
各村的农会会长们，这么不符合复兴会原则的一通折腾下来，还真的起到不做的效果，帮助工作组拉走了不少仇恨。
好在敢于闹事儿的人家在各个村子里，都属于那种喜欢多吃多占，人见人烦的富户。所以，这种王书辉一直反对的暴力方法，因为没有什么反弹，居然都没被王书辉发觉。
就这样，四十多个（随着复兴军的“剿匪”不断在增多）基地村的，三千多个五岁以上，十五岁一下的小孩子，就被复兴会集中到了王府镇。
不知不觉之中，枝江县的一些读书人，开始制造枝江王府，用小孩子当人质，绑架百姓做苦工的谣言。
说起来，这事情还真是有鼻子有眼儿的。
外人一看，王书辉又是开矿山；又是建工厂。又是养家丁（复兴军）；又是开新田（复兴会国营农场）。又是养鸡鸭牛羊（复兴会养殖场）；又是开店铺。又是盖房子；又是炼大丹（复兴会化工厂）。还到处干修路种树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于，还修建了一条铁车路（复兴会实验性质的铁路）。
他们觉得，就按照王书辉这个折腾法，就是有万贯的家财，霸占了无数的田地。也是禁不住他这么折腾的。
明代的古人，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读书人们，其实根本就看不出王书辉有什么革命意图来。
在他们眼里，王书辉就是那种，有钱有势，做事情霸道跋扈的藩王宗室。毕竟，王书辉就是搞土地革命，那也是在他用“欺凌逼迫”的不法手段，把别人的土地弄成他自己的之后，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搞的。
别说王书辉这种藩王宗室了。就是个普通的举人进士，你问问他们周边的人家，谁家敢随便卖地的。周边人家只有两条路走，要不是就把土地低价卖给那些举人进士们，要不就硬着头皮，忍着举人进士们不间断的侮辱欺凌，自己种地。
大明朝中后期，哪个举人进士不是最少良田几万亩的大地主。（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说徐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他们的土地，其实也是用种种不法手段得来的。
在土地争夺上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这其实是封建王朝末世时期的常态，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心知肚明，甚至暗中支持的“潜规则”。
王书辉的手段虽然有些暴烈，但是，他还是在遵循着这个“潜规则”的。
别的人，那些没占到便宜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得者们，只能是捏着鼻子，红着眼睛，造些“枝江王府用百姓子弟当人质，百姓被王书辉控制，搞些离经叛道、劳民伤财的瞎折腾”之类的谣言而已。
实际上，他们心里是一种恨不得以身代之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