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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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约翰·普拉姆爵士（ ）曾经说过，无关痛痒的共识无助于推进对历史的认知，因此，在一致公认的解释框架内堆砌史料，并没有多少意义。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冷战时期的普及读物和学术论著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取向，是将革命看作历史转变的关键因素，以至于“革命中国”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同义词。[1]从这样的观念出发，“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和“农民起义”，都是中国在19世纪衰落的先兆，而最黑暗的时代则是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到国共三年战争（1946-1949）期间。经历了1895年的挫败，衰弱无能的清王朝已无法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义和团运动严重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清帝国很快走向崩溃，陷入混乱的境地。传统观念认为，1911年清朝终结之后，一个依赖外债、软弱腐败的中央政府，很快就被一群相互争斗的军阀取代，他们通过行贿、胁迫、密谋和战争谋夺权力，致使中国四分五裂。我们所接收到的一种观点是——1927年，国民党建立了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但地方腐败、政策失效、派系倾轧、战事频发和经济萧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困境，社会越发动乱，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速促成了共产党的成功。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侵占也达到顶点。紧接着，1946至1949年国共两党爆发全面内战，最终，解放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画上了句号。1949年，结束了一段漫长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目的论者一般都持上述看法。因为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似乎都与革命有关，所以学生们倾向于寻找共产主义的“产生原因”“根源”“阶段”和“起源”。[2]革命为判定哪些事实具有历史意义定下了基调，为建构现代中国的一元认知体系提供了坐标。这一取向根深蒂固，连饥荒的话题都被忽略了，而它本可以对民国政治构成批判。正如苏嘉塔·柏瑟（）所说：“越南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撰写革命与起义，而印度历史学者则侧重于描写宿命论与饥荒。”[3]过去，历史学家们往往是通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和“社会分崩离析”等范畴来认识民国的。结果，我们的历史撰写过度重描“剥削”，只有最近对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才稍稍平衡了这种现象。虽然关于民主的研究在稳步增加，但历史著作里依然满纸“革命”；我们的历史读物中充斥着匪徒、军阀和娼妓，而通晓多种语言的外交官、归国移民和女商人，才刚刚进入我们的视野。尽管近代史研究领域已发生急速变化，但抛弃传统观念的尝试在今天仍会遭到非议，如傅正原（Fu ）写了一本讨论中国专制政治的书，其中只用了四页的篇幅论述在共产党接管之前中国存在的自由传统，就被同情革命的评论家指责为忽略了民国时期的“黑暗面”，[4]因而是“片面的”。虽然在流行话语里随处可见这种乏味的论调，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专业历史学者已展现了混乱和战事之外的更为丰满的民国气象。甚至“革命史”研究路径的提倡者费正清（John K.），也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描绘为一个充满悖论的共和国家。譬如，尽管战乱不断，但它却是一个文化上繁荣的时代。最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如帕克斯·科布尔（）、高家龙（an）、柯伟林（ C.）、玛丽·兰钦（Mary B.）和罗斯基（i）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民国的认识；中国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学者，也在近二十多年里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研究这个时代。从外交到宗教，研究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可，这是一个格外多元和国际化的时代。尽管我们对这个国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开放程度和深度，仍然缺少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但现代中国开放边境、思想和市场，融入世界的冲动却势不可当，许多人已在持续努力记录这段历史。本书运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借鉴内容翔实的研究成果，挑战了认为现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军阀统治的”“帝国主义的”或者“分裂的”时代的传统观念，并提出这个时代在很多方面，可能恰恰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黄金年代。民国时期，人、商品、思想与世界不断交流，全球性的流动促使社会的多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一般的历史课本仍未接受这一点。事后看来，冷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世界进步的推动力是全球化，而不是革命。本书目的不是穷尽论据证明上述观点，而是希望绕开那些无趣的共识，激起一些批判性的思考，鼓励读者的创造性思维。本书详细的注释提供了更为充分具体的研究专著以资参考，同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途径。第二章表明，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常常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但在政治信念、行政管理和政府人事方面，它仍然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贯性。这一章也从1912年遴选出4000万合法选民，到1947年制定出完整的民主宪法的过程，检视了民国中央政府对政治参与性与政治多样性的提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团和机构，一些商业协会与贫民组织的数量增长也极其惊人。到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1000种的日报、周报与月报在市面上广泛流通，它们通常在受到治外法权庇护的通商口岸出版发行。虽然存在不少滥用司法独立权和司法管理制度的事件——这些事件当时就引发了批评家以及政府官员的关注和公开讨论，但民国在法制改革方面的不懈努力，包括编撰成熟的法典、传播法律知识，都有助于促成更为开放的环境。总之，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第三章讨论到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受到优待的学生，是如何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发生兴趣的，而与此同时，边境的开放使得人们能够频繁地出入这个国家。其中一些人明显养成了一种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的生活方式，比如长年在海外做苦役的中国移民，返乡后盖一栋新式住宅；一些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将学位论文用外文出版；那些长期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工作的外交官回国后会选择在外国租界定居。当然，人口流动也是双向的，很多外国人并不仅仅是到中国参观游览，还会在这里安家落户。这一章第二部分描述了外国人群体是如何成为民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且认为应当把他们看成是民国社会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章从文化和社会层面考察了中国呈现出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因此也最为重要。边境的开放，不仅使许多人能够从这个国家迁入迁出，也让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会议和制定国际公约。从航空电子技术到动物学，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相比肩，如几位拥有双语能力的律师就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由于画报和广播节目传播着关于现代世界方方面面的信息——不论是新的农业技术，还是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都让普通民众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相当熟悉。1900年后，很多新式学校不断涌现，这也刺激了人们睁眼看世界，即使是那些偏远的内陆地区的小学校，也为学生引介了一些伟大外国人物的生平传记，如林肯、华盛顿、拿破仑、瓦特、爱迪生，等等。当然，只有少数学生能像驻外大使和领事一样走出国门追求自己的事业，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由于地方精英、商会或外国捐助人，给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和宗教团体提供了资助，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因此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相对宽容的社会氛围里，宗教活动蓬勃发展，加上不存在对权力和知识的独占，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那么，经济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本书第五章并不是为了回顾涉及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观点，而是想强调，与其他时期被政权严密控制的经济活动相比，此时的经济活动相对而言不受政治的制约。一个在各个层面均保持开放的社会，能极大地促进技术的转移，如北京当地的工人制造卡车机身，以匹配进口的发动机。而在清朝衰亡之前，甚至就有比利时专家指导远在兰州的纺织厂工程师。由于形形色色的商品层出不穷，商品的自由流通不仅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比如橡胶鞋底的鞋和搪瓷脸盆），也刺激了高度多样化的地方工业融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1870至1930年，中国经济并不是“停滞的”或“衰退的”，而是稳步增长，蒸蒸日上，即便在乡村也是如此。虽然企业的发展受到内战或地方官僚的阻碍，但即便在偏远的内陆地区，它们依旧在增长扩张。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人将开放性视为中华民国衰落的一个原因。然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批判的视角、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质疑这种观点。当然，本书所描绘的显著进步确实并没有均等地泽被所有地区，但饱受战争蹂躏，衰弱不堪甚或被饥荒折磨的景象，基本产生于那些极度贫困的地区，因而是非常例外的，并非常态。一个贫穷的共和国家是否好过一个平庸的专制国家，这个问题可以进行争论，但革命前中国的多元化无疑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全球化而非“革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的主导议题。因此，民国时期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共同经验，虽常被人遗忘，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18世纪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约翰·普拉姆爵士（ ）曾经说过，无关痛痒的共识无助于推进对历史的认知，因此，在一致公认的解释框架内堆砌史料，并没有多少意义。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冷战时期的普及读物和学术论著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取向，是将革命看作历史转变的关键因素，以至于“革命中国”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同义词。[1]从这样的观念出发，“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和“农民起义”，都是中国在19世纪衰落的先兆，而最黑暗的时代则是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到国共三年战争（1946-1949）期间。经历了1895年的挫败，衰弱无能的清王朝已无法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义和团运动严重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清帝国很快走向崩溃，陷入混乱的境地。传统观念认为，1911年清朝终结之后，一个依赖外债、软弱腐败的中央政府，很快就被一群相互争斗的军阀取代，他们通过行贿、胁迫、密谋和战争谋夺权力，致使中国四分五裂。我们所接收到的一种观点是——1927年，国民党建立了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但地方腐败、政策失效、派系倾轧、战事频发和经济萧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困境，社会越发动乱，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速促成了共产党的成功。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侵占也达到顶点。紧接着，1946至1949年国共两党爆发全面内战，最终，解放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画上了句号。1949年，结束了一段漫长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目的论者一般都持上述看法。因为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似乎都与革命有关，所以学生们倾向于寻找共产主义的“产生原因”“根源”“阶段”和“起源”。[2]革命为判定哪些事实具有历史意义定下了基调，为建构现代中国的一元认知体系提供了坐标。这一取向根深蒂固，连饥荒的话题都被忽略了，而它本可以对民国政治构成批判。正如苏嘉塔·柏瑟（）所说：“越南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撰写革命与起义，而印度历史学者则侧重于描写宿命论与饥荒。”[3]过去，历史学家们往往是通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和“社会分崩离析”等范畴来认识民国的。结果，我们的历史撰写过度重描“剥削”，只有最近对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才稍稍平衡了这种现象。虽然关于民主的研究在稳步增加，但历史著作里依然满纸“革命”；我们的历史读物中充斥着匪徒、军阀和娼妓，而通晓多种语言的外交官、归国移民和女商人，才刚刚进入我们的视野。尽管近代史研究领域已发生急速变化，但抛弃传统观念的尝试在今天仍会遭到非议，如傅正原（Fu ）写了一本讨论中国专制政治的书，其中只用了四页的篇幅论述在共产党接管之前中国存在的自由传统，就被同情革命的评论家指责为忽略了民国时期的“黑暗面”，[4]因而是“片面的”。虽然在流行话语里随处可见这种乏味的论调，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专业历史学者已展现了混乱和战事之外的更为丰满的民国气象。甚至“革命史”研究路径的提倡者费正清（John K.），也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描绘为一个充满悖论的共和国家。譬如，尽管战乱不断，但它却是一个文化上繁荣的时代。最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如帕克斯·科布尔（）、高家龙（an）、柯伟林（ C.）、玛丽·兰钦（Mary B.）和罗斯基（i）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民国的认识；中国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学者，也在近二十多年里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研究这个时代。从外交到宗教，研究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可，这是一个格外多元和国际化的时代。尽管我们对这个国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开放程度和深度，仍然缺少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但现代中国开放边境、思想和市场，融入世界的冲动却势不可当，许多人已在持续努力记录这段历史。本书运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借鉴内容翔实的研究成果，挑战了认为现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军阀统治的”“帝国主义的”或者“分裂的”时代的传统观念，并提出这个时代在很多方面，可能恰恰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黄金年代。民国时期，人、商品、思想与世界不断交流，全球性的流动促使社会的多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一般的历史课本仍未接受这一点。事后看来，冷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世界进步的推动力是全球化，而不是革命。本书目的不是穷尽论据证明上述观点，而是希望绕开那些无趣的共识，激起一些批判性的思考，鼓励读者的创造性思维。本书详细的注释提供了更为充分具体的研究专著以资参考，同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途径。第二章表明，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常常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但在政治信念、行政管理和政府人事方面，它仍然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贯性。这一章也从1912年遴选出4000万合法选民，到1947年制定出完整的民主宪法的过程，检视了民国中央政府对政治参与性与政治多样性的提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团和机构，一些商业协会与贫民组织的数量增长也极其惊人。到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1000种的日报、周报与月报在市面上广泛流通，它们通常在受到治外法权庇护的通商口岸出版发行。虽然存在不少滥用司法独立权和司法管理制度的事件——这些事件当时就引发了批评家以及政府官员的关注和公开讨论，但民国在法制改革方面的不懈努力，包括编撰成熟的法典、传播法律知识，都有助于促成更为开放的环境。总之，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第三章讨论到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受到优待的学生，是如何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发生兴趣的，而与此同时，边境的开放使得人们能够频繁地出入这个国家。其中一些人明显养成了一种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的生活方式，比如长年在海外做苦役的中国移民，返乡后盖一栋新式住宅；一些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将学位论文用外文出版；那些长期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工作的外交官回国后会选择在外国租界定居。当然，人口流动也是双向的，很多外国人并不仅仅是到中国参观游览，还会在这里安家落户。这一章第二部分描述了外国人群体是如何成为民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且认为应当把他们看成是民国社会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章从文化和社会层面考察了中国呈现出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因此也最为重要。边境的开放，不仅使许多人能够从这个国家迁入迁出，也让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会议和制定国际公约。从航空电子技术到动物学，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相比肩，如几位拥有双语能力的律师就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由于画报和广播节目传播着关于现代世界方方面面的信息——不论是新的农业技术，还是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都让普通民众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相当熟悉。1900年后，很多新式学校不断涌现，这也刺激了人们睁眼看世界，即使是那些偏远的内陆地区的小学校，也为学生引介了一些伟大外国人物的生平传记，如林肯、华盛顿、拿破仑、瓦特、爱迪生，等等。当然，只有少数学生能像驻外大使和领事一样走出国门追求自己的事业，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由于地方精英、商会或外国捐助人，给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和宗教团体提供了资助，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因此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相对宽容的社会氛围里，宗教活动蓬勃发展，加上不存在对权力和知识的独占，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那么，经济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本书第五章并不是为了回顾涉及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观点，而是想强调，与其他时期被政权严密控制的经济活动相比，此时的经济活动相对而言不受政治的制约。一个在各个层面均保持开放的社会，能极大地促进技术的转移，如北京当地的工人制造卡车机身，以匹配进口的发动机。而在清朝衰亡之前，甚至就有比利时专家指导远在兰州的纺织厂工程师。由于形形色色的商品层出不穷，商品的自由流通不仅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比如橡胶鞋底的鞋和搪瓷脸盆），也刺激了高度多样化的地方工业融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1870至1930年，中国经济并不是“停滞的”或“衰退的”，而是稳步增长，蒸蒸日上，即便在乡村也是如此。虽然企业的发展受到内战或地方官僚的阻碍，但即便在偏远的内陆地区，它们依旧在增长扩张。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人将开放性视为中华民国衰落的一个原因。然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批判的视角、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质疑这种观点。当然，本书所描绘的显著进步确实并没有均等地泽被所有地区，但饱受战争蹂躏，衰弱不堪甚或被饥荒折磨的景象，基本产生于那些极度贫困的地区，因而是非常例外的，并非常态。一个贫穷的共和国家是否好过一个平庸的专制国家，这个问题可以进行争论，但革命前中国的多元化无疑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全球化而非“革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的主导议题。因此，民国时期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共同经验，虽常被人遗忘，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