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章 襄阳之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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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刘志贪腐一案也是侨居新野的世家——河东之柳氏，还有北地张氏给刘志下的套。刘志刚到新野的时候，柳、张两家对刘志阿谀逢迎，百般奉承，今天请你你喝花酒，明天送你美娇娘，把刘志伺候得服服帖帖的。刘志本来就是个乡下土鳖，突然大权在握，何曾见过这种架势？婉拒了几回便习以为常，被两家拖下了水，最后新野郡县乡村官员被柳、张两家把持，刘志和他们沆瀣一气，招权纳贿，卖官鬻狱，鱼肉百姓，把新野搞得乌烟瘴气，这50万钱就有30万是两家贿赂的。
新野郡位在南阳盆地的中心，是连接南阳和襄阳的重要支点，将来宛城爆发战争，这里是后勤基地，马虎不得，没想到刘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捅出这么大一窟窿。桓宣的手下杨政和桓璧把这件案子办成铁案，证据确凿，根本就翻不了。刘正和刘岩也无可奈何，令刘丹把刘江秘密招回，另外派原襄阳守将张浩接替水师司令的位置。
对于刘志的处罚，众人说法不一。有人说刘志虽然触犯了律法，但是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退回了赃款，应从轻处置。廉政公署则要求依法办事，贪污受贿1万钱者就要问斩，何况50万钱？更何况还触犯了其他法律，这是襄阳太守施政后的第一大案，建议“自宜肃刑章而示炯戒，按律究办，以儆效尤。”
这次资政院这些老甲鱼都不吭声，桓宣也没有表态，其他人都等着看刘家的笑话，柳、张两家下的套子很明白：我们推出几个族人陪刘志一起死，我们敢舍，你舍得吗？
刘正和刘岩商量了很久，总是下不了决心。不杀今后就别谈法纪了，杀了，刘家本来铁板一块的形势就会出现裂痕。这事情又不好问其他人，人家都有难处，这是国事，也是家事。
这时《襄阳周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文章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十六字方针，其中，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障。
制定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是为一家之私还是谋万民之福？是为万民服务还是为你一家服务？这是立法的原则问题。古之圣王者，行义，则必统万民之义；举事，则必倚万民之力；为政，则必谋万民之福。
文章引用管子的话：“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
此文一出，大家都知道刘志没有活路了，刘正和刘岩也松了一口气，刘家的人心散了不要紧，就怕荆州百姓的人心散了。现在荆、梁两州都在整顿吏治，反腐倡廉，州府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的口号，现在两地的官员噤若寒蝉，如坐针毡，生怕工作组找到自己头上。现在襄阳政府让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交代问题，争取从轻处罚，很多干部正犹豫不定。
钱凤听到这里唏嘘不已，刘岩也是个狠人啊，杀一儆百，所谋者甚大。只是既然柳、张两家给刘志设套，刘家会放过他们？
“不放过又能咋地？”张平摇摇头，“这两家精明着呢，行贿的就这四个人，和刘志一起胡作非为的也只有这四个人，这都是两家的庶族子弟，嫡系是一点边也没沾上。常言道‘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依照律法，你还不能动他们。现在州府派出工作组，在新野重新建设基层组织，也只不过把那些花钱买*官的人全部免职，罚款了事。这次刘家是吃了一个哑巴亏了。”
这刘家哪里是吃了一个闷亏，这是收获了一茬民心啊！钱凤感叹道，通过这件事情，刘家树立起了公私分明，依法治国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护，毕竟大家都喜欢一个守规矩的人。王敦现在日薄西山，大家都在找出路，也许刘家父子是个很好的依附对象？
接下来的日子，张平引着钱凤在樊城闲逛，现在樊城区分为两块，一块是老城区，连着老码头，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东边是新城区，围绕着樊城广场新建了不少酒楼、商铺和客栈和街道，襄阳银行和批发市场就在这里，滨江大道沿着河岸圈了好大一块土地，这里还新建了一个码头。
滨江路的别墅区，广场的商业区，宽敞的水泥路，崭新的砖瓦房，石凳，绿化带，坐在四轮敞篷车上的老爷小姐，让樊城新区显得年轻而富有魅力，迎来了四方客商来这里做生意。这里的人精神面貌也和别处不同，似乎更加自信，更有朝气，张平作解说的时候也是一股与有荣焉的骄傲感，这些都是这一两年建好的，放在以前那都是不可想象的。
滨江别墅区的中心是一座林园，是刘丹仿造苏州林园设计的，景色简洁古朴，落落大方，不以工巧取胜，而以自然为美。不矫揉造作，不亡加雕饰，不露斧凿痕迹；表现得法，力求山水相宜，宛如自然风景。
这里还修筑了一个文殊院，供奉文殊菩萨。俗话说：“世上好言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也不能说是僧人把天下名山都占了。历史上许多原本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正是经悲心切愿、励志修道的僧人们筚路褴褛，开拓经营，建寺立塔，凿井引水，开路修桥，植树造林，最终成为庄严道场、人间净土。
开山的大和尚带领一帮弟子修建庙宇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这里没人要啊。只要这个大和尚有道行，名声就会传开，就会有人来礼敬皈依，渐渐来的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集市，原来的荒山也就成为名山，这就是名人效应。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修行是有大功德的，寺院也就成为功德所聚，真正道行高的和尚能改变一个地方的地水火风，当然风水也就能转好。原来的少林寺，后来的南华寺都是这样。
襄阳附近的武当山刘丹没有去祸害它，想留给后面的张三丰作道场。现在的武当山名声不显，要等到唐朝之后才逐渐传开。后世有人说武当山的祖师是东周的函谷关令尹喜，就是请老子留下五千言的那位，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肯定是道士们瞎编的。
别墅区再延伸下去就是大学校区了，这里集中了襄阳所有的学校，国学馆、襄阳军政大学、襄阳政法大学和襄阳师范学校。钱凤最后来到国学院等几所学校参观，钱凤也是出生寒门，屡次被士族排挤，一身才学无用武之地，幸好通过同郡的王充介绍进了王敦的幕府，辟为参军，委以重任。这次参观军政学院和政法大学，也为刘家的胆识所折服。自魏晋以来想要上位者都需要得到士族世家的支持，否则根本成不了事。没想到刘家能够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依靠士族而自成体系，把士族压制下来，不得不让人佩服。
自东汉后期,选士惟士族阀门,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曹魏时期创行的“九品中正制”也同样保证了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但是，不管他们是依借政治、军事起家，还是凭借儒学经术成为儒家高门世族,文化活动是其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家族成员的良好教育和文化成就,不但可以提高家族的声誉,而且还对世家大族的入仕和升迁具有直接作用。因此,世家大族需要借助家族学术的传承与族中子弟的培养,来保证家族的人在政治上得享高位,以提高家族声誉,保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
盖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学业与门第,乃是相因相成。自有门第,于是乃有累世之学业而别成门第家学。因此,注重教育以及用儒家理论来修身齐家，便成为汉魏之际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保持门第的需要,赋诗作画和各种技艺更是当时中原上层社会人士交往的重要手段。中原世家大族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就会在社会交往中较为有利,同时也有利于家族社会影响的扩大。
在对本族子弟教育的同时,他们还开帐授徒,以扩大影响,提高门第威望。如郭躬“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钟皓世善刑律,“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陈寔隐居荆山,设馆授徒,远近的士人都以他为宗师，如名士荀爽、贾彪、韩融、王烈、李膺等都受教于陈寔,其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可以想象陈寔所授生徒之多。当时的中原地区是士人游学的首选之地,中原地区的世家名人则是士人从师的首选之人。不管中原地区的这些世家大族传经讲学的目的如何,这些求学者学成归去,或者研究学术,或者还乡教授,客观上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
这次刘志贪腐一案也是侨居新野的世家——河东之柳氏，还有北地张氏给刘志下的套。刘志刚到新野的时候，柳、张两家对刘志阿谀逢迎，百般奉承，今天请你你喝花酒，明天送你美娇娘，把刘志伺候得服服帖帖的。刘志本来就是个乡下土鳖，突然大权在握，何曾见过这种架势？婉拒了几回便习以为常，被两家拖下了水，最后新野郡县乡村官员被柳、张两家把持，刘志和他们沆瀣一气，招权纳贿，卖官鬻狱，鱼肉百姓，把新野搞得乌烟瘴气，这50万钱就有30万是两家贿赂的。
新野郡位在南阳盆地的中心，是连接南阳和襄阳的重要支点，将来宛城爆发战争，这里是后勤基地，马虎不得，没想到刘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捅出这么大一窟窿。桓宣的手下杨政和桓璧把这件案子办成铁案，证据确凿，根本就翻不了。刘正和刘岩也无可奈何，令刘丹把刘江秘密招回，另外派原襄阳守将张浩接替水师司令的位置。
对于刘志的处罚，众人说法不一。有人说刘志虽然触犯了律法，但是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退回了赃款，应从轻处置。廉政公署则要求依法办事，贪污受贿1万钱者就要问斩，何况50万钱？更何况还触犯了其他法律，这是襄阳太守施政后的第一大案，建议“自宜肃刑章而示炯戒，按律究办，以儆效尤。”
这次资政院这些老甲鱼都不吭声，桓宣也没有表态，其他人都等着看刘家的笑话，柳、张两家下的套子很明白：我们推出几个族人陪刘志一起死，我们敢舍，你舍得吗？
刘正和刘岩商量了很久，总是下不了决心。不杀今后就别谈法纪了，杀了，刘家本来铁板一块的形势就会出现裂痕。这事情又不好问其他人，人家都有难处，这是国事，也是家事。
这时《襄阳周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文章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十六字方针，其中，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障。
制定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是为一家之私还是谋万民之福？是为万民服务还是为你一家服务？这是立法的原则问题。古之圣王者，行义，则必统万民之义；举事，则必倚万民之力；为政，则必谋万民之福。
文章引用管子的话：“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
此文一出，大家都知道刘志没有活路了，刘正和刘岩也松了一口气，刘家的人心散了不要紧，就怕荆州百姓的人心散了。现在荆、梁两州都在整顿吏治，反腐倡廉，州府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的口号，现在两地的官员噤若寒蝉，如坐针毡，生怕工作组找到自己头上。现在襄阳政府让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交代问题，争取从轻处罚，很多干部正犹豫不定。
钱凤听到这里唏嘘不已，刘岩也是个狠人啊，杀一儆百，所谋者甚大。只是既然柳、张两家给刘志设套，刘家会放过他们？
“不放过又能咋地？”张平摇摇头，“这两家精明着呢，行贿的就这四个人，和刘志一起胡作非为的也只有这四个人，这都是两家的庶族子弟，嫡系是一点边也没沾上。常言道‘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依照律法，你还不能动他们。现在州府派出工作组，在新野重新建设基层组织，也只不过把那些花钱买*官的人全部免职，罚款了事。这次刘家是吃了一个哑巴亏了。”
这刘家哪里是吃了一个闷亏，这是收获了一茬民心啊！钱凤感叹道，通过这件事情，刘家树立起了公私分明，依法治国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护，毕竟大家都喜欢一个守规矩的人。王敦现在日薄西山，大家都在找出路，也许刘家父子是个很好的依附对象？
接下来的日子，张平引着钱凤在樊城闲逛，现在樊城区分为两块，一块是老城区，连着老码头，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东边是新城区，围绕着樊城广场新建了不少酒楼、商铺和客栈和街道，襄阳银行和批发市场就在这里，滨江大道沿着河岸圈了好大一块土地，这里还新建了一个码头。
滨江路的别墅区，广场的商业区，宽敞的水泥路，崭新的砖瓦房，石凳，绿化带，坐在四轮敞篷车上的老爷小姐，让樊城新区显得年轻而富有魅力，迎来了四方客商来这里做生意。这里的人精神面貌也和别处不同，似乎更加自信，更有朝气，张平作解说的时候也是一股与有荣焉的骄傲感，这些都是这一两年建好的，放在以前那都是不可想象的。
滨江别墅区的中心是一座林园，是刘丹仿造苏州林园设计的，景色简洁古朴，落落大方，不以工巧取胜，而以自然为美。不矫揉造作，不亡加雕饰，不露斧凿痕迹；表现得法，力求山水相宜，宛如自然风景。
这里还修筑了一个文殊院，供奉文殊菩萨。俗话说：“世上好言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也不能说是僧人把天下名山都占了。历史上许多原本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正是经悲心切愿、励志修道的僧人们筚路褴褛，开拓经营，建寺立塔，凿井引水，开路修桥，植树造林，最终成为庄严道场、人间净土。
开山的大和尚带领一帮弟子修建庙宇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这里没人要啊。只要这个大和尚有道行，名声就会传开，就会有人来礼敬皈依，渐渐来的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集市，原来的荒山也就成为名山，这就是名人效应。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修行是有大功德的，寺院也就成为功德所聚，真正道行高的和尚能改变一个地方的地水火风，当然风水也就能转好。原来的少林寺，后来的南华寺都是这样。
襄阳附近的武当山刘丹没有去祸害它，想留给后面的张三丰作道场。现在的武当山名声不显，要等到唐朝之后才逐渐传开。后世有人说武当山的祖师是东周的函谷关令尹喜，就是请老子留下五千言的那位，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肯定是道士们瞎编的。
别墅区再延伸下去就是大学校区了，这里集中了襄阳所有的学校，国学馆、襄阳军政大学、襄阳政法大学和襄阳师范学校。钱凤最后来到国学院等几所学校参观，钱凤也是出生寒门，屡次被士族排挤，一身才学无用武之地，幸好通过同郡的王充介绍进了王敦的幕府，辟为参军，委以重任。这次参观军政学院和政法大学，也为刘家的胆识所折服。自魏晋以来想要上位者都需要得到士族世家的支持，否则根本成不了事。没想到刘家能够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依靠士族而自成体系，把士族压制下来，不得不让人佩服。
自东汉后期,选士惟士族阀门,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曹魏时期创行的“九品中正制”也同样保证了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但是，不管他们是依借政治、军事起家，还是凭借儒学经术成为儒家高门世族,文化活动是其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家族成员的良好教育和文化成就,不但可以提高家族的声誉,而且还对世家大族的入仕和升迁具有直接作用。因此,世家大族需要借助家族学术的传承与族中子弟的培养,来保证家族的人在政治上得享高位,以提高家族声誉,保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
盖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学业与门第,乃是相因相成。自有门第,于是乃有累世之学业而别成门第家学。因此,注重教育以及用儒家理论来修身齐家，便成为汉魏之际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保持门第的需要,赋诗作画和各种技艺更是当时中原上层社会人士交往的重要手段。中原世家大族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就会在社会交往中较为有利,同时也有利于家族社会影响的扩大。
在对本族子弟教育的同时,他们还开帐授徒,以扩大影响,提高门第威望。如郭躬“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钟皓世善刑律,“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陈寔隐居荆山,设馆授徒,远近的士人都以他为宗师，如名士荀爽、贾彪、韩融、王烈、李膺等都受教于陈寔,其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可以想象陈寔所授生徒之多。当时的中原地区是士人游学的首选之地,中原地区的世家名人则是士人从师的首选之人。不管中原地区的这些世家大族传经讲学的目的如何,这些求学者学成归去,或者研究学术,或者还乡教授,客观上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