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八、为报倾城随太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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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汝明，字子亮，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河北省献县抛庄。先人世代务农，只是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后来因为子孙蕃衍，家产不断分割，到我祖父那一代，家里已经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所幸父亲懂得一点医术，能够为人看病，可以稍稍补贴家用。后来父亲听人说，关外遍地是黄金，闯关东不少都发了洋财，只是那里缺少医生，很多人为了治病，出手就是几两金砂、一根老山参、貂皮熊掌什么的。父亲听了大为心动，便去东北谋求发展。
谁知刚到东北不久就爆发了鼠疫，父亲当时正好在哈尔滨，也不幸被感染，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时任钦差大臣、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的孙先生命人将父亲接进养病院，细加调护。随后孙赵夫人发现了特效药百浪多息，父亲才转危为安。
经过此番磨难，父亲也息了在东北发财之心，辗转回到老家安稳度日。但他时常对我们兄弟讲：“我这条老命是孙老爷和孙太太给的，相当于我们刘家欠人家一条命。我老了，又没什么本事，只怕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但你们还年青。如果你们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记得报恩！”
关于孙先生的名讳，我是很早就知道的。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还在家里，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便把我送到镇上的学堂。那时候北方风气未开，教育落后。虽然科举已经废除，老师们还是讲授《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之类的老古董。直到某天学堂来了一位年轻的先生，带来一套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全新的教科书。让我们每个人借阅。翻开每本书的第一页，都是位英俊年青人的画像，我们大为好奇，便问先生：“先生，这书上画的是谁啊？”
“他便是编写这套教科书的孙百熙孙先生！”年轻的先生一脸景仰。
“所有的书都是他编的？”我们大为惊讶，因为这套书覆盖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数理化、文史地都有。足足有上百本。
“是的！”年轻的先生非常肯定地点头：“这位孙先生学问非常大，就像孔圣人一样！他渊博似海，学究天人。甚至全世界的洋人看见他都要毕恭毕敬地行礼。”
在我们幼小的头脑里不知道什么叫“渊博似海，学究天人”，只听说洋鬼子是很凶残的，他们甚至不把皇帝和太后放在眼里。一生气就打进了北京城。把皇帝、太后全都赶到西安去了。为什么洋鬼子会对书上这位年青人毕恭毕敬呢？我们想不明白。
不过我们知道孔圣人，因为我们上学头一天就被领取给他的画像磕头。孔圣人长得很丑，而且满脸的长胡子，看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而书上的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又那么年青，真有那么厉害么？后来听到父亲的讲述，才对孙先生的伟大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宣统三年十月，父亲在县城行医的时候听说湖北有人造反。孙先生被任命为四川总督，沿途招兵前去平叛。便急忙赶回家里，让我前去投兵报效。
那时候我刚十六岁，正在学堂刻苦读书，心里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以图改变家庭面貌。然而科举制度已经废止，读书已经做不了官。要想有个好出身，必须要念到大学。要想找个好工作，至少也得是高中。可是我有一姐一妹一弟，家里生活很艰难，根本没有条件供我读到高中。所以心里很是苦闷。
父亲原来想我继承他医术，母亲则想送我去商铺里做学徒，但无搂医还是从商，都和我性格不合。此时突然听说父亲让我从军，顿时觉得眼前一亮。从军不仅可以替父亲报恩，还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如果将来有出息，也可以赡养父母、扶助姐妹幼弟。父亲跟我说的第二天，我便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离开了生活十六年的故土，前去投军报效。
去哪里投军？县里传播消息的人语焉不详，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更是一头雾水。好在有人指点道：孙先生要去就任四川总督，无论南下还是西去，都要经过正定府，不如到那里再打探消息。从献县到正定府有三四百里，我足足走了五天。途中还遇到了孙良诚、石友三，他们也想从军，于是我们一同到石家庄火车站打听情况。
说来也巧，当天下午暂编陆军第四十四混成协第87标第3营就路过火车站，时任营长的蒋作宾将军在百忙之中热情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参军的要求，蒋将军有些为难：“我们确实是要招兵，不过我们只招收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因为他们身体健康、有文化，又经过军事训练，可以直接参加战斗。你们虽然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只怕其他方面不符合要求吧？”
石友三赶紧说道：“报告长官，在下曾读过几天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辍学从军，在陆军第三镇第六协吴子玉（吴佩孚）营当兵，后第三镇发生兵变才流落在外。在下安全符合长官的要求，可以直接参加战斗，请长官收留！”
蒋将军闻言点点头：“既然如此，你就留下吧！”
我也连忙说道：“报告长官，在下虽然不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但拜读过孙先生编写的教科书。而且家父去年年底在哈尔滨感染鼠疫，蒙孙先生和孙太太的救治才化险为夷。家父听闻贵部招兵的消息，便命在下从献县刚来投军。虽然在下对于军队一无所知，但只要能够留下，定会刻苦学习，不拖后腿！”
蒋将军哈哈大笑：“你和孙先生居然有如此渊源，那好。你也留下吧！”
我们三人中只有孙良诚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好在他也识字，加上我和石友三在边上帮忙说情。苦苦哀求良久才勉强留了下来，一同编入第3营的2队2排1棚。
虽然我们三个同时入伍，但我和孙良诚之前从没有接触过军队，所以只会感到新奇；石友三之前曾在军队里呆过一段时间，觉得我们第四十四协和北洋军大有不同，比如每天晚上排里的教员都会给我们上课，除了军事训练、思想教育方面的知识外。还有历史、地理、国文、数学、时政等内容。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要定期考核的。此外还有更艰深的物理、化学、电子、哲学等课程供感兴趣的士兵选修，据说入伍三年之后，选够足够课程而又表现优秀的士兵可以直接保送经世大学。
我和孙良诚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基础又好，学起来如鱼得水。石友三入伍时已经二十岁，是我们三个里年龄最大的，离开学校也最久。学起来非常吃力。经常跟我们抱怨道：这哪里是当兵吃饷？分明就是念书做秀才嘛！
第四十四协另一个特点就是饷银丰厚。像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每个月都有八两银子（后来折合成大洋），棚长则是十两银子，而且按时发放，没有克扣。据石友三说，北洋军中正兵每个月只有四两二钱银子，棚长则是五两，比咱们部队少一半。或许这就是石友三天天抱怨却不愿离开部队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手头的钱多了。但我在军中的生活非常节俭，平常又没有什么嗜好。除了伙食以及日用品花销外，一文钱都用不着，头一个月就存下了六两多银子。等积下了三五十两的样子就托人带给家里，并写信告诉父母不要太过劳累，幼弟如果能读书的话尽量让他读，为此我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套孙先生编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教科书。每次寄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成人了，可以负担起长子、长兄的责任。但父母亲收到钱并没有大手大脚，父亲依然耕作、出诊，母亲还是从早到晚纺纱、织布，他们把钱都存了起来，准备将来给我们这些儿女用。
第四十四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比如成立时间晚，从长官到士兵都很年青，学的知识是最前沿的，头上戴钢盔，身上穿迷彩服，手里拿中工1911式步枪，排里的重火力是迫击炮，饷银是孙大头……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一个“新”字。同排的袍泽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非常活泼，也非常淳朴，没有半点军营习气。这也是我最喜欢第四十四协的地方。
入伍后我们就随火车抵达洛阳，在那里我们领到武器被服，还补充了新兵。蒋将军没有骗我们，入伍的果然都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部队重新整编后，排长知道我读过书又没经过军事训练，便叫我到排里担任文书。
所谓的文书，就是造个花名册、写个公文什么。我心想：既然来当兵，就得一刀一枪地得个正途出身，当个文书有什么劲儿？于是便央求排长让我回去继续当列兵。排长被我磨不过，只好递给我一本孙先生编写的《学校军训操典》，说道：“如果你学好这本书，做的和其他士兵一样标准，你就可以回去继续当列兵。要是学不好，那就继续当你的文书吧！”
于是我认真阅读《学校军训操典》，一有时间就去观摩其他士兵操练，晚上下苦工向教员和棚长请教，经常独自训练到深夜。经过努力，在部队抵达西安之前终于达到了排长的要求，成为一名光荣的列兵。在光复西安过程中，我率先由东门入城，攻入陕甘总督衙门，受到了赵都督的嘉奖，并荣获“陕西光复一等纪念章”。
以上摘自《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又名《刘汝明回忆录》）第一章《入伍》。
我叫刘汝明，字子亮，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河北省献县抛庄。先人世代务农，只是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后来因为子孙蕃衍，家产不断分割，到我祖父那一代，家里已经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所幸父亲懂得一点医术，能够为人看病，可以稍稍补贴家用。后来父亲听人说，关外遍地是黄金，闯关东不少都发了洋财，只是那里缺少医生，很多人为了治病，出手就是几两金砂、一根老山参、貂皮熊掌什么的。父亲听了大为心动，便去东北谋求发展。
谁知刚到东北不久就爆发了鼠疫，父亲当时正好在哈尔滨，也不幸被感染，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时任钦差大臣、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的孙先生命人将父亲接进养病院，细加调护。随后孙赵夫人发现了特效药百浪多息，父亲才转危为安。
经过此番磨难，父亲也息了在东北发财之心，辗转回到老家安稳度日。但他时常对我们兄弟讲：“我这条老命是孙老爷和孙太太给的，相当于我们刘家欠人家一条命。我老了，又没什么本事，只怕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但你们还年青。如果你们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记得报恩！”
关于孙先生的名讳，我是很早就知道的。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还在家里，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便把我送到镇上的学堂。那时候北方风气未开，教育落后。虽然科举已经废除，老师们还是讲授《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之类的老古董。直到某天学堂来了一位年轻的先生，带来一套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全新的教科书。让我们每个人借阅。翻开每本书的第一页，都是位英俊年青人的画像，我们大为好奇，便问先生：“先生，这书上画的是谁啊？”
“他便是编写这套教科书的孙百熙孙先生！”年轻的先生一脸景仰。
“所有的书都是他编的？”我们大为惊讶，因为这套书覆盖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数理化、文史地都有。足足有上百本。
“是的！”年轻的先生非常肯定地点头：“这位孙先生学问非常大，就像孔圣人一样！他渊博似海，学究天人。甚至全世界的洋人看见他都要毕恭毕敬地行礼。”
在我们幼小的头脑里不知道什么叫“渊博似海，学究天人”，只听说洋鬼子是很凶残的，他们甚至不把皇帝和太后放在眼里。一生气就打进了北京城。把皇帝、太后全都赶到西安去了。为什么洋鬼子会对书上这位年青人毕恭毕敬呢？我们想不明白。
不过我们知道孔圣人，因为我们上学头一天就被领取给他的画像磕头。孔圣人长得很丑，而且满脸的长胡子，看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而书上的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又那么年青，真有那么厉害么？后来听到父亲的讲述，才对孙先生的伟大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宣统三年十月，父亲在县城行医的时候听说湖北有人造反。孙先生被任命为四川总督，沿途招兵前去平叛。便急忙赶回家里，让我前去投兵报效。
那时候我刚十六岁，正在学堂刻苦读书，心里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以图改变家庭面貌。然而科举制度已经废止，读书已经做不了官。要想有个好出身，必须要念到大学。要想找个好工作，至少也得是高中。可是我有一姐一妹一弟，家里生活很艰难，根本没有条件供我读到高中。所以心里很是苦闷。
父亲原来想我继承他医术，母亲则想送我去商铺里做学徒，但无搂医还是从商，都和我性格不合。此时突然听说父亲让我从军，顿时觉得眼前一亮。从军不仅可以替父亲报恩，还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如果将来有出息，也可以赡养父母、扶助姐妹幼弟。父亲跟我说的第二天，我便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离开了生活十六年的故土，前去投军报效。
去哪里投军？县里传播消息的人语焉不详，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更是一头雾水。好在有人指点道：孙先生要去就任四川总督，无论南下还是西去，都要经过正定府，不如到那里再打探消息。从献县到正定府有三四百里，我足足走了五天。途中还遇到了孙良诚、石友三，他们也想从军，于是我们一同到石家庄火车站打听情况。
说来也巧，当天下午暂编陆军第四十四混成协第87标第3营就路过火车站，时任营长的蒋作宾将军在百忙之中热情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参军的要求，蒋将军有些为难：“我们确实是要招兵，不过我们只招收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因为他们身体健康、有文化，又经过军事训练，可以直接参加战斗。你们虽然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只怕其他方面不符合要求吧？”
石友三赶紧说道：“报告长官，在下曾读过几天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辍学从军，在陆军第三镇第六协吴子玉（吴佩孚）营当兵，后第三镇发生兵变才流落在外。在下安全符合长官的要求，可以直接参加战斗，请长官收留！”
蒋将军闻言点点头：“既然如此，你就留下吧！”
我也连忙说道：“报告长官，在下虽然不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但拜读过孙先生编写的教科书。而且家父去年年底在哈尔滨感染鼠疫，蒙孙先生和孙太太的救治才化险为夷。家父听闻贵部招兵的消息，便命在下从献县刚来投军。虽然在下对于军队一无所知，但只要能够留下，定会刻苦学习，不拖后腿！”
蒋将军哈哈大笑：“你和孙先生居然有如此渊源，那好。你也留下吧！”
我们三人中只有孙良诚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好在他也识字，加上我和石友三在边上帮忙说情。苦苦哀求良久才勉强留了下来，一同编入第3营的2队2排1棚。
虽然我们三个同时入伍，但我和孙良诚之前从没有接触过军队，所以只会感到新奇；石友三之前曾在军队里呆过一段时间，觉得我们第四十四协和北洋军大有不同，比如每天晚上排里的教员都会给我们上课，除了军事训练、思想教育方面的知识外。还有历史、地理、国文、数学、时政等内容。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要定期考核的。此外还有更艰深的物理、化学、电子、哲学等课程供感兴趣的士兵选修，据说入伍三年之后，选够足够课程而又表现优秀的士兵可以直接保送经世大学。
我和孙良诚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基础又好，学起来如鱼得水。石友三入伍时已经二十岁，是我们三个里年龄最大的，离开学校也最久。学起来非常吃力。经常跟我们抱怨道：这哪里是当兵吃饷？分明就是念书做秀才嘛！
第四十四协另一个特点就是饷银丰厚。像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每个月都有八两银子（后来折合成大洋），棚长则是十两银子，而且按时发放，没有克扣。据石友三说，北洋军中正兵每个月只有四两二钱银子，棚长则是五两，比咱们部队少一半。或许这就是石友三天天抱怨却不愿离开部队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手头的钱多了。但我在军中的生活非常节俭，平常又没有什么嗜好。除了伙食以及日用品花销外，一文钱都用不着，头一个月就存下了六两多银子。等积下了三五十两的样子就托人带给家里，并写信告诉父母不要太过劳累，幼弟如果能读书的话尽量让他读，为此我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套孙先生编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教科书。每次寄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成人了，可以负担起长子、长兄的责任。但父母亲收到钱并没有大手大脚，父亲依然耕作、出诊，母亲还是从早到晚纺纱、织布，他们把钱都存了起来，准备将来给我们这些儿女用。
第四十四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比如成立时间晚，从长官到士兵都很年青，学的知识是最前沿的，头上戴钢盔，身上穿迷彩服，手里拿中工1911式步枪，排里的重火力是迫击炮，饷银是孙大头……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一个“新”字。同排的袍泽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非常活泼，也非常淳朴，没有半点军营习气。这也是我最喜欢第四十四协的地方。
入伍后我们就随火车抵达洛阳，在那里我们领到武器被服，还补充了新兵。蒋将军没有骗我们，入伍的果然都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部队重新整编后，排长知道我读过书又没经过军事训练，便叫我到排里担任文书。
所谓的文书，就是造个花名册、写个公文什么。我心想：既然来当兵，就得一刀一枪地得个正途出身，当个文书有什么劲儿？于是便央求排长让我回去继续当列兵。排长被我磨不过，只好递给我一本孙先生编写的《学校军训操典》，说道：“如果你学好这本书，做的和其他士兵一样标准，你就可以回去继续当列兵。要是学不好，那就继续当你的文书吧！”
于是我认真阅读《学校军训操典》，一有时间就去观摩其他士兵操练，晚上下苦工向教员和棚长请教，经常独自训练到深夜。经过努力，在部队抵达西安之前终于达到了排长的要求，成为一名光荣的列兵。在光复西安过程中，我率先由东门入城，攻入陕甘总督衙门，受到了赵都督的嘉奖，并荣获“陕西光复一等纪念章”。
以上摘自《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又名《刘汝明回忆录》）第一章《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