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三章 十厢与五郡（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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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
国首汉城（原高丽开京），东郊亲军军营。
此刻，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王彦、杨沂中、张宪、王德、牛皋、王胜等将齐齐的聚在亲军的校场之上。
牛皋问杨沂中：“中子，你知不知道王上将咱们全都叫来京都所为何事？是不是要跟小日本开战了？”
也不怪牛皋会有此一问，而是日本这两年照实是给蔡仍添了不少堵。
这事，要是细说起来，那话就长了。
长话短说吧。
蔡仍灭了高丽建立了辽东国之后，就大力发展辽东，并开启了工业革命。
有蔡仍这个领先这个时代一千多年的总设计师、这个引导者，辽东的发展速度，绝对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别的先不说，先说农业方面。
蔡仍亲自主持的杂交水稻，这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蔡仍培育出来的“仍型”水稻，在占城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成的收成。
再加上，蔡仍大力改良农耕技术，例如推出先进的农耕工具，例如大力推广化肥知识（所谓的化肥无非就是氮磷钾，钾肥用草木灰，磷肥用鸟粪，氮肥就用屎尿。），再例如推广麦稻两熟制，等等等等……
如此，经过几年的经营，辽东已经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了。
这也是蔡仍敢移五六百万汉人来辽东的底气。
不仅在农业方面，在工业方面，辽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例如，三年前，中科院就推出了“仍式”纺织机。
“仍式”纺织机在棉纺织业引发了发明机器，进行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从那以后，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螺机、水力织布机等先进机器。
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许多工业部门，也都陆续有了机器生产。
随着机器生产越来越多，原有的动力如，蓄力、水力和风力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就在这时，蔡仍推出了第一代蒸汽机——“仍式”蒸汽机。
“仍式”蒸汽机的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
辽东社会由那时起进入了“蒸汽时代”。
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传统的手工业无法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管理，提高效率，资本家开始建造工房，安置机器雇佣工人集中生产——在这个过程当中，辽东朝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大型工厂，朝廷都占有很大的股分。
这样，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即工厂）出现了。
工厂成为工业化生产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机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革新，为了快捷便利地运送货物、原料，人们想方设法地改造交通工具。
例如，今年年初，蔡仍亲自主持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试航成功。
又例如，不久，蔡仍又发明了“蒸汽机车”，并亲自驾驶着一列托有三十四节小车厢的火车试车成功。
从那以后，辽东的交通运输页进入一个以蒸汽为动力的时代。
可以说，辽东这三四年发展的真是很快。
快到，所有辽东人都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蔡仍。
这使得蔡仍的统治稳如泰山，无人能撼动蔡仍的统治地位。
甚至很多人都在说，就算蔡仍不再亲自管理军队，也没有人会生出背叛蔡仍之心，就算生出了此心，也绝不会得到别人的支持。
当然，蔡仍一直都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主持农业发展又主持工业发展，就对军队有任何放松，恰恰相反，蔡仍始终都认为，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军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因此，蔡仍始终都对军队保持着牢牢的控制权，绝不允许任何人撼动自己的这个权力。
不过——
也不是事事都让蔡仍顺心顺意的。
有一件事，就让蔡仍闹心不已——一直让蔡仍闹心不已！
这件事就是，随着辽东的发展越来越快，蔡仍的钱不够花了，尤其是在蔡仍移了五六百万汉人来辽东使辽东拥有近千万人口之后。
嗯……其实，说蔡仍的钱不够花了，也不准确。
蔡仍早已将军票变成辽东的通用货币，而且蔡仍在辽东民众中的信任度极高，因此，蔡仍可以随便印钱。
可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金银担保军票，军票随时都有崩盘的可能，甚至，现在辽东就已经有了通货膨胀的苗头了。
因此，蔡仍急需金银来保证军票的稳定性。
事实上，这几年，蔡仍也没闲着，他一直在搞国际贸易，跟大宋贸易，跟金国贸易，甚至抢大宋的海上丝绸之路跟中南半岛诸国、大食商人、印度商人贸易。
可即便辽东在国际市场上如此活跃，也无法解决辽东缺金银这件事。
至于原因，无它，跟辽东贸易的这群家伙，全都缺金银，而且，辽东要跟有些家伙贸易，有时候还得用金银——很多国家不认辽东的军票，只认金银。
在这种情况下，蔡仍自然是要将主意打到自己的邻居日本身上。
这可不怨蔡仍。
谁让日本还有一个名字——金银岛。
先不说其它地区，只说离辽东最近的九州岛。
九州南部有一个世界级金矿床，其平均品位高达三十三克每吨，最高品位竟达数千至数万克每吨。
这就是位于日本九州鹿儿岛的的菱刈金矿。
而这还只是九州岛上的金子。
日本得金银岛之名，可不仅仅是因为其九州岛有大量的金银矿，日本的其它地区同样也有大量的金银矿，像佐渡金山、生野银矿、石见银山等等，都是超大金银矿。
日本有如此之多的金银，极度缺金银的蔡仍，哪能不惦记？
实际上，蔡仍早就在跟日本搞国际贸易了。
不。
应该说，蔡仍搞得是偷渡才是。
这里得解释一下，蔡仍不是不想跟日本堂堂正正的贸易。
可问题是，蔡仍前前后后往日本派了十几次使臣，说辽东想跟日本进行国际贸易，共建大东亚共繁荣。
但日本方面就是不予以积极的回应。
没错。
这个时代的日本的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是极为消极的——他们采取了“自我封锁”的对外政策。
更让蔡仍生气的是，日本不仅不跟自己贸易，还制定了锁国的政策（“渡海制”），另外还出台了禁止私自购买辽东物品的“禁购令”、限制了辽东商人过于频繁来日的“年纪制”等一系列禁令（即“十二禁制事”）。
后来，蔡仍从王守成那里得知，日本为什么会采取“锁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唐朝的解体，让日本开始对学习外国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时代”开始就积极地汲取盛唐的文化跟制度，因此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但在奈良时代后期（平安时代前期），唐朝的一些制度在日本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制是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的，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其内容为：“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这种制度就是先编户籍然后按人口分田。
可是后来在贵族的特权干涉下，这些田地变成了贵族的私有财产，而且班田制下的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后开始背负上税收的重担，结果造成农民的大量流失，聚众闹事。
尤其是唐王朝的解体，更让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开始反思外来文化对国内的影响。
其次，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冲击。
遣唐使来到唐朝学习，然后将当时唐朝的一些先进的文化、经济还有政治制度带到日本。
其中在六世纪中期，日本引进了佛教。
然后，奴隶主和贵族们将佛教变成了政治斗争。
比如，圣德太子和苏我氏族就是利用佛教获得的政权。
圣德太子是利用佛教获得的政权的，对佛教的重视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为国教。
可这样对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势力便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而这种冲击亦将会反作用于日本统治的势力。
再次，海外贸易带来了管理的麻烦。
日本大宰府在七世纪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岛和公派使节的出发回归等事务，之后开始接待外国使节。
到了九世纪，大宰府开始作为朝廷的代理机构管理对外贸易。
那时，外国商人到日本的住宿与饮食等费用皆由大宰府负责，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缴纳关税。
别以为日本人这是傻——他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商人的费用，进而就可以刺激更多的商人到日本开展贸易活动。
而作为日本朝廷机构的大宰府，有采购任务——其主要职责就是用黄金来采购日本朝廷特别是日本皇族需要的商品。
由于采购的数量巨大，而且大多都是奢侈品，因此，便让日本内部的一些贵族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于是，商人一来日本，日本人就激烈的争抢。
如此，便会促使价格提高，跟产生走私交易。
尽管日本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制定官符来限制哄抢和走私贸易，但是效果很不明显。
这样就给日本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压力和管理问题。
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加剧了日本本土的黄金外流，以及降低日本朝廷和日本皇族的权威地位。
随着九世纪后日本外贸逐渐增多，管理困难和无力支付大量黄金的问题凸显出来。
日本的统治者为了控制交易数量，为了确保日本朝廷特别是日本皇族能够获得足够的外国输出品以显示权威，则继续保持国家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体系。
为此，日本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规定跟措施，来控制外商跟民间交易。
但在外商对规则的灵活规避下，日本朝廷所施展的种种措施，屡屡失效。
比如在延喜年间，日本为限制同一位商人（商船）过于频繁地来日本，颁布了所谓的“年纪制”，但这位商人通过改变名字等方法来钻规则的漏洞，进而来规避这种控制。
除此之外，官方间的贸易虽然在表面上有序往来，但民间的走私等等贸易活动却屡禁不止。
以上这几个方面就是日本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就是，日本现在严格控制对外贸易。
没有办法，蔡仍只能派商业部组织商人大搞走私，去日本赚取金银。
初时，日本朝廷对此，反应并不积极，大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架势。
那时，算是辽东和日本的蜜月期。
可随着辽东商人越来越猖獗，日本朝廷也开始大范围的打击辽东的商人。
因为此事，这两年，辽东与日本屡屡产生摩擦。
而且，辽东与日本的摩擦，越来越大。
就在不久前，日本朝廷竟然一口气扣了辽东一百多艘商船。
有识之士，最近都在说，辽东与日本必有一战。
如今，蔡仍将辽东的主要将领全都召集起来，牛皋，也包括其他人，自然难免猜测，蔡仍这是准备跟日本开战了，否则不可能将这十大将全都叫来。
而经过军事改制，蔡仍将全国的五十几万兵马分成了十个厢（即十个集团军），封了十大将：
第一厢：都统制岳飞，（厢政委王贵，副都统郭浩，参谋长王彦（小），政治部主任王兰）。
第二厢：都统制韩世忠，（厢政委解元，副都统李宝，参谋长陈广，政治部主任李道）。
第三厢：都统制吴玠，（厢政委卢俊义，副都统杨政，参谋长耶律大石，政治部主任高林）。
第四厢：都统制刘锜，（厢政委张俊，副都统赵撙，参谋长拓俊京，政治部主任李德）。
第五厢：都统制王彦，（厢政委杨再兴，副都统赵立，参谋长方七佛，政治部主任罗彦）。
第六厢：都统制张宪，（厢政委翟兴，副都统李彦仙，参谋长杨震，政治部主任姚侑）。
第七厢：都统制王德，（厢政委吴璘，副都统翟进，参谋长方五相公，政治部主任邵俅）。
第八厢：都统制牛皋，（厢政委高师旦，副都统关胜，参谋长陈淬，政治部主任董有邻）。
第九厢：都统制王胜，（厢政委花荣，副都统张清，参谋长张俊，政治部主任张子盖）。
亲军：都统制杨沂中，（厢政委梁红玉，副都统方百花，参谋长王三娘，政治部主任陈进姑）。
其中，第一厢、第二厢、第三厢、第四厢、第五厢、第七厢分别驻守在汉四郡的要害之处——蔡仍打下高丽之后，恢复了汉四郡的名，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当然范围有所变化。
而第九厢驻守在台湾郡。
亲军、第六厢、第八厢驻扎在汉城左右，算是辽东的中央军。
这其中又以亲军驻扎在汉城，负责汉城的防御。
而亲军的都统制杨沂中，无疑是众将之中离蔡仍最近的人。
因此，牛皋才会跟杨沂中打听蔡仍召他们这些大将进京的原因……
……
…
辽东。
国首汉城（原高丽开京），东郊亲军军营。
此刻，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王彦、杨沂中、张宪、王德、牛皋、王胜等将齐齐的聚在亲军的校场之上。
牛皋问杨沂中：“中子，你知不知道王上将咱们全都叫来京都所为何事？是不是要跟小日本开战了？”
也不怪牛皋会有此一问，而是日本这两年照实是给蔡仍添了不少堵。
这事，要是细说起来，那话就长了。
长话短说吧。
蔡仍灭了高丽建立了辽东国之后，就大力发展辽东，并开启了工业革命。
有蔡仍这个领先这个时代一千多年的总设计师、这个引导者，辽东的发展速度，绝对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别的先不说，先说农业方面。
蔡仍亲自主持的杂交水稻，这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蔡仍培育出来的“仍型”水稻，在占城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成的收成。
再加上，蔡仍大力改良农耕技术，例如推出先进的农耕工具，例如大力推广化肥知识（所谓的化肥无非就是氮磷钾，钾肥用草木灰，磷肥用鸟粪，氮肥就用屎尿。），再例如推广麦稻两熟制，等等等等……
如此，经过几年的经营，辽东已经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了。
这也是蔡仍敢移五六百万汉人来辽东的底气。
不仅在农业方面，在工业方面，辽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例如，三年前，中科院就推出了“仍式”纺织机。
“仍式”纺织机在棉纺织业引发了发明机器，进行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从那以后，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螺机、水力织布机等先进机器。
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许多工业部门，也都陆续有了机器生产。
随着机器生产越来越多，原有的动力如，蓄力、水力和风力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就在这时，蔡仍推出了第一代蒸汽机——“仍式”蒸汽机。
“仍式”蒸汽机的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
辽东社会由那时起进入了“蒸汽时代”。
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传统的手工业无法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管理，提高效率，资本家开始建造工房，安置机器雇佣工人集中生产——在这个过程当中，辽东朝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大型工厂，朝廷都占有很大的股分。
这样，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即工厂）出现了。
工厂成为工业化生产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机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革新，为了快捷便利地运送货物、原料，人们想方设法地改造交通工具。
例如，今年年初，蔡仍亲自主持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试航成功。
又例如，不久，蔡仍又发明了“蒸汽机车”，并亲自驾驶着一列托有三十四节小车厢的火车试车成功。
从那以后，辽东的交通运输页进入一个以蒸汽为动力的时代。
可以说，辽东这三四年发展的真是很快。
快到，所有辽东人都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蔡仍。
这使得蔡仍的统治稳如泰山，无人能撼动蔡仍的统治地位。
甚至很多人都在说，就算蔡仍不再亲自管理军队，也没有人会生出背叛蔡仍之心，就算生出了此心，也绝不会得到别人的支持。
当然，蔡仍一直都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主持农业发展又主持工业发展，就对军队有任何放松，恰恰相反，蔡仍始终都认为，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军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因此，蔡仍始终都对军队保持着牢牢的控制权，绝不允许任何人撼动自己的这个权力。
不过——
也不是事事都让蔡仍顺心顺意的。
有一件事，就让蔡仍闹心不已——一直让蔡仍闹心不已！
这件事就是，随着辽东的发展越来越快，蔡仍的钱不够花了，尤其是在蔡仍移了五六百万汉人来辽东使辽东拥有近千万人口之后。
嗯……其实，说蔡仍的钱不够花了，也不准确。
蔡仍早已将军票变成辽东的通用货币，而且蔡仍在辽东民众中的信任度极高，因此，蔡仍可以随便印钱。
可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金银担保军票，军票随时都有崩盘的可能，甚至，现在辽东就已经有了通货膨胀的苗头了。
因此，蔡仍急需金银来保证军票的稳定性。
事实上，这几年，蔡仍也没闲着，他一直在搞国际贸易，跟大宋贸易，跟金国贸易，甚至抢大宋的海上丝绸之路跟中南半岛诸国、大食商人、印度商人贸易。
可即便辽东在国际市场上如此活跃，也无法解决辽东缺金银这件事。
至于原因，无它，跟辽东贸易的这群家伙，全都缺金银，而且，辽东要跟有些家伙贸易，有时候还得用金银——很多国家不认辽东的军票，只认金银。
在这种情况下，蔡仍自然是要将主意打到自己的邻居日本身上。
这可不怨蔡仍。
谁让日本还有一个名字——金银岛。
先不说其它地区，只说离辽东最近的九州岛。
九州南部有一个世界级金矿床，其平均品位高达三十三克每吨，最高品位竟达数千至数万克每吨。
这就是位于日本九州鹿儿岛的的菱刈金矿。
而这还只是九州岛上的金子。
日本得金银岛之名，可不仅仅是因为其九州岛有大量的金银矿，日本的其它地区同样也有大量的金银矿，像佐渡金山、生野银矿、石见银山等等，都是超大金银矿。
日本有如此之多的金银，极度缺金银的蔡仍，哪能不惦记？
实际上，蔡仍早就在跟日本搞国际贸易了。
不。
应该说，蔡仍搞得是偷渡才是。
这里得解释一下，蔡仍不是不想跟日本堂堂正正的贸易。
可问题是，蔡仍前前后后往日本派了十几次使臣，说辽东想跟日本进行国际贸易，共建大东亚共繁荣。
但日本方面就是不予以积极的回应。
没错。
这个时代的日本的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是极为消极的——他们采取了“自我封锁”的对外政策。
更让蔡仍生气的是，日本不仅不跟自己贸易，还制定了锁国的政策（“渡海制”），另外还出台了禁止私自购买辽东物品的“禁购令”、限制了辽东商人过于频繁来日的“年纪制”等一系列禁令（即“十二禁制事”）。
后来，蔡仍从王守成那里得知，日本为什么会采取“锁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唐朝的解体，让日本开始对学习外国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时代”开始就积极地汲取盛唐的文化跟制度，因此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但在奈良时代后期（平安时代前期），唐朝的一些制度在日本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制是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的，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其内容为：“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这种制度就是先编户籍然后按人口分田。
可是后来在贵族的特权干涉下，这些田地变成了贵族的私有财产，而且班田制下的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后开始背负上税收的重担，结果造成农民的大量流失，聚众闹事。
尤其是唐王朝的解体，更让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开始反思外来文化对国内的影响。
其次，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冲击。
遣唐使来到唐朝学习，然后将当时唐朝的一些先进的文化、经济还有政治制度带到日本。
其中在六世纪中期，日本引进了佛教。
然后，奴隶主和贵族们将佛教变成了政治斗争。
比如，圣德太子和苏我氏族就是利用佛教获得的政权。
圣德太子是利用佛教获得的政权的，对佛教的重视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为国教。
可这样对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势力便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而这种冲击亦将会反作用于日本统治的势力。
再次，海外贸易带来了管理的麻烦。
日本大宰府在七世纪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岛和公派使节的出发回归等事务，之后开始接待外国使节。
到了九世纪，大宰府开始作为朝廷的代理机构管理对外贸易。
那时，外国商人到日本的住宿与饮食等费用皆由大宰府负责，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缴纳关税。
别以为日本人这是傻——他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商人的费用，进而就可以刺激更多的商人到日本开展贸易活动。
而作为日本朝廷机构的大宰府，有采购任务——其主要职责就是用黄金来采购日本朝廷特别是日本皇族需要的商品。
由于采购的数量巨大，而且大多都是奢侈品，因此，便让日本内部的一些贵族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于是，商人一来日本，日本人就激烈的争抢。
如此，便会促使价格提高，跟产生走私交易。
尽管日本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制定官符来限制哄抢和走私贸易，但是效果很不明显。
这样就给日本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压力和管理问题。
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加剧了日本本土的黄金外流，以及降低日本朝廷和日本皇族的权威地位。
随着九世纪后日本外贸逐渐增多，管理困难和无力支付大量黄金的问题凸显出来。
日本的统治者为了控制交易数量，为了确保日本朝廷特别是日本皇族能够获得足够的外国输出品以显示权威，则继续保持国家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体系。
为此，日本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规定跟措施，来控制外商跟民间交易。
但在外商对规则的灵活规避下，日本朝廷所施展的种种措施，屡屡失效。
比如在延喜年间，日本为限制同一位商人（商船）过于频繁地来日本，颁布了所谓的“年纪制”，但这位商人通过改变名字等方法来钻规则的漏洞，进而来规避这种控制。
除此之外，官方间的贸易虽然在表面上有序往来，但民间的走私等等贸易活动却屡禁不止。
以上这几个方面就是日本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就是，日本现在严格控制对外贸易。
没有办法，蔡仍只能派商业部组织商人大搞走私，去日本赚取金银。
初时，日本朝廷对此，反应并不积极，大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架势。
那时，算是辽东和日本的蜜月期。
可随着辽东商人越来越猖獗，日本朝廷也开始大范围的打击辽东的商人。
因为此事，这两年，辽东与日本屡屡产生摩擦。
而且，辽东与日本的摩擦，越来越大。
就在不久前，日本朝廷竟然一口气扣了辽东一百多艘商船。
有识之士，最近都在说，辽东与日本必有一战。
如今，蔡仍将辽东的主要将领全都召集起来，牛皋，也包括其他人，自然难免猜测，蔡仍这是准备跟日本开战了，否则不可能将这十大将全都叫来。
而经过军事改制，蔡仍将全国的五十几万兵马分成了十个厢（即十个集团军），封了十大将：
第一厢：都统制岳飞，（厢政委王贵，副都统郭浩，参谋长王彦（小），政治部主任王兰）。
第二厢：都统制韩世忠，（厢政委解元，副都统李宝，参谋长陈广，政治部主任李道）。
第三厢：都统制吴玠，（厢政委卢俊义，副都统杨政，参谋长耶律大石，政治部主任高林）。
第四厢：都统制刘锜，（厢政委张俊，副都统赵撙，参谋长拓俊京，政治部主任李德）。
第五厢：都统制王彦，（厢政委杨再兴，副都统赵立，参谋长方七佛，政治部主任罗彦）。
第六厢：都统制张宪，（厢政委翟兴，副都统李彦仙，参谋长杨震，政治部主任姚侑）。
第七厢：都统制王德，（厢政委吴璘，副都统翟进，参谋长方五相公，政治部主任邵俅）。
第八厢：都统制牛皋，（厢政委高师旦，副都统关胜，参谋长陈淬，政治部主任董有邻）。
第九厢：都统制王胜，（厢政委花荣，副都统张清，参谋长张俊，政治部主任张子盖）。
亲军：都统制杨沂中，（厢政委梁红玉，副都统方百花，参谋长王三娘，政治部主任陈进姑）。
其中，第一厢、第二厢、第三厢、第四厢、第五厢、第七厢分别驻守在汉四郡的要害之处——蔡仍打下高丽之后，恢复了汉四郡的名，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当然范围有所变化。
而第九厢驻守在台湾郡。
亲军、第六厢、第八厢驻扎在汉城左右，算是辽东的中央军。
这其中又以亲军驻扎在汉城，负责汉城的防御。
而亲军的都统制杨沂中，无疑是众将之中离蔡仍最近的人。
因此，牛皋才会跟杨沂中打听蔡仍召他们这些大将进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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