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八章 内斗是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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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李永吉再次沉默，这次沈世明不再等待，而是立刻开口问：“陛下，这件事您看微臣究竟该如何处理才是？”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李永吉淡淡的道，“既然人已经抓了，就按程序来吧，让法院那边去审讯，等审讯出结果，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期间你就不要过多插手了。”
“是，陛下，微臣明白了。”沈世明小心回答。
其实，李永吉这个回答，也在沈世明的预料之中，至少是预料之一。
当初李永吉建立政权的时候，搞了个四不像，明明是*，却又要玩什么三权分立，把行政权、司法权以及立法权分别独立出去。
好吧，玩这个也可以，毕竟这三权分立都是在皇帝之下，至少还可以说是普鲁士宪政那样的东西，可李永吉可能是受另一个时空的影响，又画蛇添足的搞出了一个内务府，这就让帝国的政治局面完全乱套了，成了一个四权分立的局面。
当然，李永吉当初也是有自己的考虑，毕竟先不说另一个时空某党一档专政的很多优越性，就说现实情况吧，李永吉因为有很多秘密，尤其是他的金手指问题，的确应该在国家之外另设一个不受监控的组织，所以内务府的设立也无可厚非。
原本的话，内务府是被李永吉看成垄断财团一样的私人集团，但是，当这个内务府跟国家政权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跟封建残余浓厚的中国捆绑在一起，性质就完全变了。
可以这么说，一套制度建立容易。但要维持却难，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会自动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发展，所以时至今日，李永吉当初那套皇帝专政下的四权分立政策。早就千疮百孔了。
如果李永吉还在国内，可能会感受比较明显一点，但他偏偏老早就出国了，而且一下就呆在国外两年多，只是偶尔才回来一趟，这就让他根本无法发觉帝国内部的政治风气是如何的。
现如今。国务院跟内务府早就捆绑在一起，而这两个机构因为掌握了国家大多数的权力部门，所以力量完全不对等，在国家政治范围内，出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而当发现国务院与内务府合流一起之后。帝国*院也开始主动向国务院靠拢，尤其是当王韬王伯爵成为帝国*官之后，这种靠拢的趋势就更明显了，现在基本都是唯沈世明马首是瞻，只不过是明面上还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已。
换言之，如今的中华帝国，内务府，国务院。法院这三大机构，都已经组成了同盟，形成了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明面上是以皇后殷素素为核心，但实际上因为殷素素不关心国事，整天都在家看孩子，所以真正的主脑就成了首相沈世明。
也就是说，司法权跟司法权，都合流成了一股。这就成了帝国内部最大的一个势力派别，唯一还没有合流的。或者说可以称之为对手的，就只有议会。或者说元老院了。
中华帝国的议会制度分元老院跟议会，实际上就是上议院跟下议院的区别。
由于国情问题，议会，也就是下议院没有主导权，只有监督权跟建议权，而元老院因为能干预司法以及行政命令，加上元老院的首脑是皇帝的哥哥，义王李永昌，所以成为了唯一能对抗内务府、国务院加法院联合的势力。
当然，说句不客气的话，帝国的内务府、国务院之所以那么快就联合在一起，甚至连法院也主动向国务院靠拢，跟元老院，或者说跟那位义王也不无关系。
想当初，李永昌自己放弃国务院首相的位子，先一步去美国西部探路，本来算是远离政治了，可后来他回来了，皇帝却离开了，然后这位义王又不甘寂寞，明明元老院是个大家公认为养老的闲职，却被这位不甘寂寞的义王给玩出了花。
原因很简单，这位义王殿下大概是出国之后心变野了，根本就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呆着，所以回国之后，他就带着一票保镖跟下属，开始到处溜达，美其名曰微服私访，实际上就是游山玩水。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游山玩水也就罢了，可这位义王殿下太能折腾，每到一处都要闹出不少事情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位义王殿下每到一处，总能把当地的官场搅的七荤八素，再后来，他直辖区呆腻歪了，竟然连自治省也照跑不误，每次都得劳烦当地驻军小心翼翼。
总之一句话，这位义王殿下是真正的愤青，他总想把他那套美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所以每次看到有什么丑恶现象，都要伸手去管，而且还喜欢搞牵连，一牵连就是一大片。
但问题是，水至清则无鱼，尤其是中国刚从满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就算国体变了，但一些风俗习惯，还有老一辈的人情世故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反映到官场上，必然无法全都成为两袖清风的海瑞。
然而这位义王殿下呢，他之前虽然有过当首相的经历，可他是什么情况？人家是直接就在中枢，而且当时帝国也是打天下时期，自然一切从简，所有的行政都是围绕军务来服务，自然相对简单。
再者说，当时李永昌手下的官员，基本都是新招募得来，都在眼皮底下，自然好管理，也好控制，看起来还像是那么一回事儿，好像很清廉似的。
可下面的地方官就不同了，由于历史问题，地方官都是当地士绅选举出来的，可中国的情况跟外国不同，选举出来的地方官，基本都是当地的豪强，虽然不能说都是恶霸，但手脚不干净却大都是有的。
另外，地方上能成为豪强。说明大都跟前朝很多旧官僚什么的多少也有些关系，你不深究也就罢了，要深究的话，那问题真的是说不清了。
以前李永昌在中枢，接触不到这些。也没空管这些，毕竟那时候光忙着财政以及后勤的事情就够他忙了，可现在他有空了，于是他爱管闲事的心思就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当他打掉一票官僚，受到当地百姓高呼千岁跟大青天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尤其旺盛。
在李永昌看来，在中枢处理那些繁文缛节，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四处旅游，顺便敲打敲打当地官僚。然后享受人民群众的感恩戴德来的有趣，来的痛快。
正因为满足感更强，过的更痛快，所以他也就更加乐此不疲，用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打击各地的土豪劣绅，兼违法官僚的身上去了。
中国如今的情况，是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穷人占大多数，真正的权贵与富豪，就那么点。真要是较真，大多数靠选举当选的地方官，跟中央朝廷多少都能扯上点关系。
现在好了，义王简直就是个官场丧门星，走到哪儿，祸害到哪儿。而且因为他喜欢玩牵连，经常连中央的官员也给祸害了。甚至连沈世明的好几个用惯了的好下属都被逼辞职。
连国务院都如此，法院系统自然也相差不大。毕竟能当上法官的，肯定是读书人，而读书人的家里么，或多或少都不会太穷，就算以前比较穷，一旦族人有人当上法官，这个家族也可以很快兴旺起来，这种兴旺甚至都不需要这个法官做点什么，只需要有这个事实，地方上就会高看一点。
所以说，当帝国建立，新权贵崛起之后，新权贵的家族也跟着崛起了，这本是一个正常现象，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官本位思想依旧是深入人心，就算军本位强势崛起，但依旧无法阻挡官本位的强势地位，甚至军本位也成了官本位的一个延伸。
那么，在普遍的官本位思想环境下，一旦家里有人在新朝政府当了官，尤其是当了中央的大官，那甭管理解还是不理解这个官有多大，至少在老家当地，这个大官的家族，身份地位就不同了。甚至都不需要这个家族做什么，周围的人就会自动自发的为这个家族做很多事情。
这就跟前朝有人中举，然后周围人送田送钱是一个道理，从根本上说，是大家都希望攀附权贵，都不希望跟新权贵或者新权贵的家族闹不愉快。
人一旦乍富，加上被周围人一烘托，内心往往就会膨胀，再加上人多嘴杂，法律意识淡漠，做点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同样的，人不可能一个敌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嫉妒恨的人，所以告密的人是绝对不会缺少的。
因此，李永昌的青天之旅，虽然看似是大好事，但其实根本是做了无用功，因为他打掉一批官僚，新上来的人未必就会比原先的人好多少，甚至可能会更坏。而且新上来的人，因为有过前任的前车之鉴，做事会更隐蔽，实际上更不利于监督。
没办法，此时的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觉悟，他们大都是抱团生存，所谓的控诉，大都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出自本集体的意志。
至于那些高呼青天的举措，也不能代表全部，要知道此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相当的低，大多数都在农村生活，彼此之间相距很远，一拨人对你感恩戴德，不等于另一波人同样如此。
甚至是，地方的民间往往都有私仇，一方得利了，另外一方就有损失，所以归根到底，李永昌的这个做法对帝国政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就算处理了一大票官员，可除了为他自己赢得了大量名声外，对当地的官场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吧改变，甚至还为中央搞出了一堆的麻烦，不利于政治的稳定。
总之，就是因为义王殿下喜欢到处揭发，搞的上上下下的官场都不安宁，所以国务院跟法院就走的越来越近，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但问题就在于，元老院跟议会的人，还掌握了大量的财富，那些所谓的皇商跟伪皇商就不提了，那些没资格成为伪皇商的。为了能经商方便，大多数都买了个议员的身份。
没错，就是买议员，元老院是不行的，那都得是核心人物才行，但下议院。也就是议会的名额可是有很多的，花钱买个议员，同样可以见官不拜，甚至还可以对当地官员说三道四。
毕竟根据帝国的法律，议会是可以监督政府的。而议员则可以对当地政府官员提出质疑甚至弹劾，所以议员虽然平时没有什么实权，可对当地官员来说，却是一个大麻烦。
原因很简单，中央就不说了，每个地方上，除了政府衙门外，还要有议会。一旦议会召开会议，对某个当地官员进行弹劾，只要超过三分之二同意。就可以让这个官员停止一切活动，处于观察自咎期。
然后呢，上级的法院系统就要介入，对这个官员展开调查，等调查完成，要么证据不足。重新让这个官员恢复行动，要么证据确凿。宣判这个官员有罪，然后行政部门会正式罢免这个官员。再根据他的罪名进行相应的惩罚。
总之，由于调查的过程相当漫长，就算这个官员最后被证明是冤枉的，议会的弹劾是错误的，通常也要耽误工作至少半年。而就算官员冤枉了，工作耽误了，期间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的压力了，议会的议员也不会受到一点责难，他们该怎么还怎么，甚至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找个由头弹劾你一次。
正因为议会的这个尿性，所以让地方政府跟地方法院都相当不满，然而这毕竟是皇帝当初推行的政策，加上大家当官还没几年，胆子还没那么大，所以这才敢怒不敢言，不敢攻击这个议会。
而且，这个议会不但可以弹劾地方官，连内务府的内务员也可以弹劾，尤其是很多外派的内务员本身就带有监督当地商业运行的职能，加上一些历史因素，内务员被普遍看成是外派太监一类的人，很不讨喜，所以外派内务员被弹劾的频率，还要高于当地政府的行政官员。
换言之，因为议会有监督权跟弹劾权，加上议员大都是当地的土豪，是有钱的地主或者资本家，与当上官的本地新官僚有很多矛盾冲突，让当地官僚无法快乐的从这些人手中榨取利润，所以双方天然就成了仇人。
仔细一想就很容易理解，地方政府一穷二白，要想捞钱就得靠收税，可普通百姓没什么钱，根据帝国新的收税制度，也对这批人收不上什么税，所以最大的税收来源，无非就是那些奢侈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之类的东西了。
可这些税种，只能跟有钱人收，穷人是没有这些税的，可有钱人呢，又纷纷变成议员了，这就等于原来的绵羊变成了大灰狼，不但没法快乐的剪羊毛，还得当先被对方咬一口，这是何苦来哉？
中国的商人，也不是天然就软弱的，实在是历朝历代的政府都一力打压的结果，毕竟从前朝往前推，大多数时候，商人都是地位低下的阶层，也是被剥削阶级。
但是，现在商人可以花钱买一个议员当，能够跟官员平起平坐，甚至还可以合伙欺负官员了，这就让他们迅速从大绵羊向大灰狼的角色转变。
虽然必须开议会，并且超过三分之二才能通过弹劾议案，可因为议员这个团体大都是商人，有共同诉求，所以一旦提出弹劾的人理由过得去，弹劾议案大多都能通过，而这个弹劾的手段，才是让官员忌惮的东西。
总之，当议员拥有了弹劾这个大刀之后，地方官就感觉日子很不好过，可因为这套制度是皇帝搞出来的，大家不敢明着攻击，那么抱团结党也就在所难免。
所以说，就算没有李永昌的胡作非为，只要议会的那个弹劾官员却不受惩处的制度还存在一天，内务府、国务院还有法院这几个派系的人，就早晚会抱团成一家。
沈世明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因势利导，在大家都有需求的情况下，成为了这个新团体的领袖而已。
因此，帝国现在的内部斗争，这不是沈世明多么有野心，也不是中国人的什么劣根性，实在是时代在呼唤，也是国家政体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适应与自我修复。
归根到底，还是李永吉当初设置政体的时候太任性，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乱搞，完全不照顾国情民情，硬生生搞什么分权，结果才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因此，帝国内部的这些政治斗争，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如说是新制度跟旧思想在产生磨合，那些所谓的碰撞呢，不过是磨合中产生的火花而已。(未完待续)
发现李永吉再次沉默，这次沈世明不再等待，而是立刻开口问：“陛下，这件事您看微臣究竟该如何处理才是？”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李永吉淡淡的道，“既然人已经抓了，就按程序来吧，让法院那边去审讯，等审讯出结果，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期间你就不要过多插手了。”
“是，陛下，微臣明白了。”沈世明小心回答。
其实，李永吉这个回答，也在沈世明的预料之中，至少是预料之一。
当初李永吉建立政权的时候，搞了个四不像，明明是*，却又要玩什么三权分立，把行政权、司法权以及立法权分别独立出去。
好吧，玩这个也可以，毕竟这三权分立都是在皇帝之下，至少还可以说是普鲁士宪政那样的东西，可李永吉可能是受另一个时空的影响，又画蛇添足的搞出了一个内务府，这就让帝国的政治局面完全乱套了，成了一个四权分立的局面。
当然，李永吉当初也是有自己的考虑，毕竟先不说另一个时空某党一档专政的很多优越性，就说现实情况吧，李永吉因为有很多秘密，尤其是他的金手指问题，的确应该在国家之外另设一个不受监控的组织，所以内务府的设立也无可厚非。
原本的话，内务府是被李永吉看成垄断财团一样的私人集团，但是，当这个内务府跟国家政权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跟封建残余浓厚的中国捆绑在一起，性质就完全变了。
可以这么说，一套制度建立容易。但要维持却难，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会自动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发展，所以时至今日，李永吉当初那套皇帝专政下的四权分立政策。早就千疮百孔了。
如果李永吉还在国内，可能会感受比较明显一点，但他偏偏老早就出国了，而且一下就呆在国外两年多，只是偶尔才回来一趟，这就让他根本无法发觉帝国内部的政治风气是如何的。
现如今。国务院跟内务府早就捆绑在一起，而这两个机构因为掌握了国家大多数的权力部门，所以力量完全不对等，在国家政治范围内，出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而当发现国务院与内务府合流一起之后。帝国*院也开始主动向国务院靠拢，尤其是当王韬王伯爵成为帝国*官之后，这种靠拢的趋势就更明显了，现在基本都是唯沈世明马首是瞻，只不过是明面上还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已。
换言之，如今的中华帝国，内务府，国务院。法院这三大机构，都已经组成了同盟，形成了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明面上是以皇后殷素素为核心，但实际上因为殷素素不关心国事，整天都在家看孩子，所以真正的主脑就成了首相沈世明。
也就是说，司法权跟司法权，都合流成了一股。这就成了帝国内部最大的一个势力派别，唯一还没有合流的。或者说可以称之为对手的，就只有议会。或者说元老院了。
中华帝国的议会制度分元老院跟议会，实际上就是上议院跟下议院的区别。
由于国情问题，议会，也就是下议院没有主导权，只有监督权跟建议权，而元老院因为能干预司法以及行政命令，加上元老院的首脑是皇帝的哥哥，义王李永昌，所以成为了唯一能对抗内务府、国务院加法院联合的势力。
当然，说句不客气的话，帝国的内务府、国务院之所以那么快就联合在一起，甚至连法院也主动向国务院靠拢，跟元老院，或者说跟那位义王也不无关系。
想当初，李永昌自己放弃国务院首相的位子，先一步去美国西部探路，本来算是远离政治了，可后来他回来了，皇帝却离开了，然后这位义王又不甘寂寞，明明元老院是个大家公认为养老的闲职，却被这位不甘寂寞的义王给玩出了花。
原因很简单，这位义王殿下大概是出国之后心变野了，根本就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呆着，所以回国之后，他就带着一票保镖跟下属，开始到处溜达，美其名曰微服私访，实际上就是游山玩水。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游山玩水也就罢了，可这位义王殿下太能折腾，每到一处都要闹出不少事情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位义王殿下每到一处，总能把当地的官场搅的七荤八素，再后来，他直辖区呆腻歪了，竟然连自治省也照跑不误，每次都得劳烦当地驻军小心翼翼。
总之一句话，这位义王殿下是真正的愤青，他总想把他那套美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所以每次看到有什么丑恶现象，都要伸手去管，而且还喜欢搞牵连，一牵连就是一大片。
但问题是，水至清则无鱼，尤其是中国刚从满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就算国体变了，但一些风俗习惯，还有老一辈的人情世故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反映到官场上，必然无法全都成为两袖清风的海瑞。
然而这位义王殿下呢，他之前虽然有过当首相的经历，可他是什么情况？人家是直接就在中枢，而且当时帝国也是打天下时期，自然一切从简，所有的行政都是围绕军务来服务，自然相对简单。
再者说，当时李永昌手下的官员，基本都是新招募得来，都在眼皮底下，自然好管理，也好控制，看起来还像是那么一回事儿，好像很清廉似的。
可下面的地方官就不同了，由于历史问题，地方官都是当地士绅选举出来的，可中国的情况跟外国不同，选举出来的地方官，基本都是当地的豪强，虽然不能说都是恶霸，但手脚不干净却大都是有的。
另外，地方上能成为豪强。说明大都跟前朝很多旧官僚什么的多少也有些关系，你不深究也就罢了，要深究的话，那问题真的是说不清了。
以前李永昌在中枢，接触不到这些。也没空管这些，毕竟那时候光忙着财政以及后勤的事情就够他忙了，可现在他有空了，于是他爱管闲事的心思就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当他打掉一票官僚，受到当地百姓高呼千岁跟大青天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尤其旺盛。
在李永昌看来，在中枢处理那些繁文缛节，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四处旅游，顺便敲打敲打当地官僚。然后享受人民群众的感恩戴德来的有趣，来的痛快。
正因为满足感更强，过的更痛快，所以他也就更加乐此不疲，用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打击各地的土豪劣绅，兼违法官僚的身上去了。
中国如今的情况，是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穷人占大多数，真正的权贵与富豪，就那么点。真要是较真，大多数靠选举当选的地方官，跟中央朝廷多少都能扯上点关系。
现在好了，义王简直就是个官场丧门星，走到哪儿，祸害到哪儿。而且因为他喜欢玩牵连，经常连中央的官员也给祸害了。甚至连沈世明的好几个用惯了的好下属都被逼辞职。
连国务院都如此，法院系统自然也相差不大。毕竟能当上法官的，肯定是读书人，而读书人的家里么，或多或少都不会太穷，就算以前比较穷，一旦族人有人当上法官，这个家族也可以很快兴旺起来，这种兴旺甚至都不需要这个法官做点什么，只需要有这个事实，地方上就会高看一点。
所以说，当帝国建立，新权贵崛起之后，新权贵的家族也跟着崛起了，这本是一个正常现象，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官本位思想依旧是深入人心，就算军本位强势崛起，但依旧无法阻挡官本位的强势地位，甚至军本位也成了官本位的一个延伸。
那么，在普遍的官本位思想环境下，一旦家里有人在新朝政府当了官，尤其是当了中央的大官，那甭管理解还是不理解这个官有多大，至少在老家当地，这个大官的家族，身份地位就不同了。甚至都不需要这个家族做什么，周围的人就会自动自发的为这个家族做很多事情。
这就跟前朝有人中举，然后周围人送田送钱是一个道理，从根本上说，是大家都希望攀附权贵，都不希望跟新权贵或者新权贵的家族闹不愉快。
人一旦乍富，加上被周围人一烘托，内心往往就会膨胀，再加上人多嘴杂，法律意识淡漠，做点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同样的，人不可能一个敌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嫉妒恨的人，所以告密的人是绝对不会缺少的。
因此，李永昌的青天之旅，虽然看似是大好事，但其实根本是做了无用功，因为他打掉一批官僚，新上来的人未必就会比原先的人好多少，甚至可能会更坏。而且新上来的人，因为有过前任的前车之鉴，做事会更隐蔽，实际上更不利于监督。
没办法，此时的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觉悟，他们大都是抱团生存，所谓的控诉，大都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出自本集体的意志。
至于那些高呼青天的举措，也不能代表全部，要知道此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相当的低，大多数都在农村生活，彼此之间相距很远，一拨人对你感恩戴德，不等于另一波人同样如此。
甚至是，地方的民间往往都有私仇，一方得利了，另外一方就有损失，所以归根到底，李永昌的这个做法对帝国政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就算处理了一大票官员，可除了为他自己赢得了大量名声外，对当地的官场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吧改变，甚至还为中央搞出了一堆的麻烦，不利于政治的稳定。
总之，就是因为义王殿下喜欢到处揭发，搞的上上下下的官场都不安宁，所以国务院跟法院就走的越来越近，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但问题就在于，元老院跟议会的人，还掌握了大量的财富，那些所谓的皇商跟伪皇商就不提了，那些没资格成为伪皇商的。为了能经商方便，大多数都买了个议员的身份。
没错，就是买议员，元老院是不行的，那都得是核心人物才行，但下议院。也就是议会的名额可是有很多的，花钱买个议员，同样可以见官不拜，甚至还可以对当地官员说三道四。
毕竟根据帝国的法律，议会是可以监督政府的。而议员则可以对当地政府官员提出质疑甚至弹劾，所以议员虽然平时没有什么实权，可对当地官员来说，却是一个大麻烦。
原因很简单，中央就不说了，每个地方上，除了政府衙门外，还要有议会。一旦议会召开会议，对某个当地官员进行弹劾，只要超过三分之二同意。就可以让这个官员停止一切活动，处于观察自咎期。
然后呢，上级的法院系统就要介入，对这个官员展开调查，等调查完成，要么证据不足。重新让这个官员恢复行动，要么证据确凿。宣判这个官员有罪，然后行政部门会正式罢免这个官员。再根据他的罪名进行相应的惩罚。
总之，由于调查的过程相当漫长，就算这个官员最后被证明是冤枉的，议会的弹劾是错误的，通常也要耽误工作至少半年。而就算官员冤枉了，工作耽误了，期间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的压力了，议会的议员也不会受到一点责难，他们该怎么还怎么，甚至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找个由头弹劾你一次。
正因为议会的这个尿性，所以让地方政府跟地方法院都相当不满，然而这毕竟是皇帝当初推行的政策，加上大家当官还没几年，胆子还没那么大，所以这才敢怒不敢言，不敢攻击这个议会。
而且，这个议会不但可以弹劾地方官，连内务府的内务员也可以弹劾，尤其是很多外派的内务员本身就带有监督当地商业运行的职能，加上一些历史因素，内务员被普遍看成是外派太监一类的人，很不讨喜，所以外派内务员被弹劾的频率，还要高于当地政府的行政官员。
换言之，因为议会有监督权跟弹劾权，加上议员大都是当地的土豪，是有钱的地主或者资本家，与当上官的本地新官僚有很多矛盾冲突，让当地官僚无法快乐的从这些人手中榨取利润，所以双方天然就成了仇人。
仔细一想就很容易理解，地方政府一穷二白，要想捞钱就得靠收税，可普通百姓没什么钱，根据帝国新的收税制度，也对这批人收不上什么税，所以最大的税收来源，无非就是那些奢侈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之类的东西了。
可这些税种，只能跟有钱人收，穷人是没有这些税的，可有钱人呢，又纷纷变成议员了，这就等于原来的绵羊变成了大灰狼，不但没法快乐的剪羊毛，还得当先被对方咬一口，这是何苦来哉？
中国的商人，也不是天然就软弱的，实在是历朝历代的政府都一力打压的结果，毕竟从前朝往前推，大多数时候，商人都是地位低下的阶层，也是被剥削阶级。
但是，现在商人可以花钱买一个议员当，能够跟官员平起平坐，甚至还可以合伙欺负官员了，这就让他们迅速从大绵羊向大灰狼的角色转变。
虽然必须开议会，并且超过三分之二才能通过弹劾议案，可因为议员这个团体大都是商人，有共同诉求，所以一旦提出弹劾的人理由过得去，弹劾议案大多都能通过，而这个弹劾的手段，才是让官员忌惮的东西。
总之，当议员拥有了弹劾这个大刀之后，地方官就感觉日子很不好过，可因为这套制度是皇帝搞出来的，大家不敢明着攻击，那么抱团结党也就在所难免。
所以说，就算没有李永昌的胡作非为，只要议会的那个弹劾官员却不受惩处的制度还存在一天，内务府、国务院还有法院这几个派系的人，就早晚会抱团成一家。
沈世明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因势利导，在大家都有需求的情况下，成为了这个新团体的领袖而已。
因此，帝国现在的内部斗争，这不是沈世明多么有野心，也不是中国人的什么劣根性，实在是时代在呼唤，也是国家政体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适应与自我修复。
归根到底，还是李永吉当初设置政体的时候太任性，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乱搞，完全不照顾国情民情，硬生生搞什么分权，结果才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因此，帝国内部的这些政治斗争，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如说是新制度跟旧思想在产生磨合，那些所谓的碰撞呢，不过是磨合中产生的火花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