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轮船招商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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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不得不承认，漕运改海运的这个开场局面是他没有料到的。
按照朱翊钧原来的计划，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只要他这个皇帝暗中一呼吁，海商、浙商、晋商、徽商、官僚、宗亲、勋戚便会纷纷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投奔开海远航的美好未来。
然而现实是胞弟潞王爱搭不理，唯恐因此得罪宗亲，惹祸上身；勋戚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毫无藉此争利之心；众商态度消极，避之不及，竟无一人跃跃欲试，与朝廷合作投资。
这种情况实在是出乎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
他原先觉得晚明开海的实际难点在于海贸大开发之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没想到现实是压根儿就没人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人相信朝廷会与他们分利。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这时便领会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果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差距，就像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溥仪逊位前的满清之间的距离那么大。
朱翊钧这时就有一点能理解历史上的那些真皇帝了。
开海的麻烦是这样得多，禁海的坏处又是那样得少，且这些麻烦和坏处都是皇帝能用一道谕旨就轻易避免的，在这种情形下，又有哪一个皇帝能单纯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去尽力打开国门呢？
好在朱翊钧他本人并不是皇帝，他非但不是皇帝，还是一个历史经验相当丰富的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历史上的真皇帝那样怕麻烦。
只是平心而论，朱翊钧对如今众人的这般并不反感，本来一项改革就是在各个阶层的利弊权衡之下逐渐完成的。
他朱翊钧是穿越者可以做到背叛阶级，但他不能指望大明的所有阶层都一反常态地背叛自己的利益，否则他这个穿越者就太没有“拯救苍生”的道理了。
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民间商人对官办营生的发展前景一向都不太看好。
当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通过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沿海和内河庞大的水运利权，本土传统航运难以匹敌，迅速溃败。
慈禧太后担心清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漕粮运输受制于人，因此李鸿章便向慈禧谏言，成立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与洋商分利。
依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晚清当时所面临的危局比朱翊钧所在的万历朝绝对要紧迫得多。
但是由于清廷决定将轮运办成一桩官办事业，即只允许民间资本入股，适当分取红利，经营权与人事权全在官方，导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之后，商人们的反应十分冷淡。
哪怕李鸿章自掏腰包，带头拿出五万两家财入股，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最后李鸿章只好请各省督抚襄助，又从各省财政中筹到一百多万两银子，这才勉强让轮船招商局开了张。
结果正是由于官僚化管理，导致轮船招商局运费高、服务差，内部贪污、人浮于事层出不穷，实际根本无法与当时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商业公司竞争，开张不过半年就亏了三十多万两。
因此朱翊钧一点儿都不怪晚明海商退避三舍，只是他自己一开始将晚明的情况估计得太过乐观，觉得明朝商人的处境总比清朝的好上一些，然而现实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晚明不像晚清有西方公司在中国公司占尽优势，但是如果一桩官办的生意，教商人们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那商人们又哪里肯承担这“亏了本却找不到人理论”的风险呢？
所以要想让商人们心甘情愿地出钱，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把控私商的同时，去掉生意中的那一个“官”字。
于是朱翊钧吸取教训，一见申时行先不提海运之事，反却道，
“先生每知，顷年鞑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夷生心。”
文华殿的烛火一律通明，杨梅酸涩的滋味依旧萦绕齿间，红唇一张再一合，上辈子读过的历史文献便成了这一时空的范礼安佐证，
“朕近得西人传教士之言，倭人关白秀吉已吞日本国六十余州，并有‘号令唐国’之张狂之语，日本国坊间竟亦有闻知关白秀吉将入高丽、南蛮、印度之宏大之企图，可见其志绝不在日本一国中也。”
申时行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而得体，仿佛全不怀疑皇帝单独宣他一人召对的目的，
“是，臣即着兵部申饬沿海各省守备堤防。”
朱翊钧微微摇了下头，道，
“倭人为中国之患已久矣，朕潜心想来，顾今之倭人关白非昔日之倭寇，则今之海备亦不当仅同于昔日之海备。”
“先年倭患多在东南，如永乐有望海埚之役，正统有桃渚、大嵩之犯，嘉靖有浙直闽广之扰。”
“彼其所欲，不过子女玉帛，其人不过鼠窃狗偷，我大明第以一二严邑委之，然后邀其捆载，击其堕归，则往往得志。”
“然今倭人关白欲以与朝鲜往来，其舍东南不犯，直趋西北，斡旋国交，正所谓舍肢体而攻腹心，此其心则足可畏也。”
朱翊钧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见申时行嘿然不语，便自己接下去说道，
“南北灾伤，国库空虚，这些朕都知道，可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不可省。”
“船政之议，当为国家筹远久之计，朕殊以为，欲守备则必先造船，欲造船则必先裕饷，欲裕饷则必先浚源，欲浚源则莫如振兴商务。”
“朕近观，但闻兵艘、商船并造，则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
“先生每道江南五府白粮额负过重，故而朕欲于南直隶之下设一‘轮船招商局’，专以承运江南漕粮，并兼揽客货，改内河漕道为长江海道，榷其之余利以养船练兵，开掘山东胶莱海道，以成富国强兵之计，先生以为如何？”
申时行的面上终于露出了一点儿讶异的神情。
漕运改海运的话题在隆庆年间早有几番争论，如今再次被皇帝提起倒不算是别出心裁。
可这“轮船招商局”却是闻所未闻，早前也没听司礼监露出过半点儿口风，难道是皇帝心血来潮？
“臣以为，河道乃国家命脉所关，海运不过河运之间道，轻重缓急，甚为较然。”
申时行谨慎而又不失风度地开口道，
“河漕之策，今京师专倚，江南四百万石，而驱之冒不测于海运之中，其军若民之稍爱身家者，必复转海滨亡命以应役。”
“内河纵决溢梗运不过一二年，而今西北尚宁，京储可支，又有潘季驯兴修漕道，曷若乘此机会暂停一年粮运，约以若干资河工，以若干赈饥荒，再存留若干以兴三吴水利，蠲豁若干以苏息穷民，则燕都、吴郡皆无后顾之忧矣。”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先生果然心系家乡。”
皇帝低沉而缓慢的嗓音一点一滴地氤氲在文华殿金碧辉煌的阁殿中，像是黑夜中细密的雨淅沥无声地落在深沉的海中，
“不过此次在南直隶开办轮船招商局——朕可以向先生保证，绝不会因此船政之议再度加重江南五府百姓的负担，变革河漕既然是朕的主张，便应由朝廷出钱。”
“先前王宗沐、梁梦龙主持海漕之时，盖因海运所需之五百多艘海船要在湖广、仪真两地设厂打造，湖广因是产木之地，故须承担打造一半之数，因此当年张居正为使乡梓免于承担繁重的海运料派而赞成中止了海运。”
朱翊钧说到这里，心中不禁为明清两朝所面临困境的极其相似之处而感到唏嘘，
“江南百姓实在没有出了钱还要多交税的道理，既然福建、广东两省的市舶提举司已被民间称为‘天子南库’，那这南直隶的轮船招商局，就不必再从司礼监派人去督点了。”
“朕都想好了，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均可统归轮船招商局照章承运，招商局局中由海漕漕官总提大纲、察其利弊，并召集江南海商自立条议。”
“招商局中设官方本金以作借贷之费，民间海商若有需要，即可借款，其款经由海贸利润逐年偿还，无须分红，只需利息，招商局经营诸事皆由民商自主，其余无干官员一律不得插手。”
朱翊钧顿了一顿，直觉这里有些许不对，但转念一想，矫枉必须过正，如果当年李鸿章一开始就放手让民商自负盈亏，也不至于刚开张就亏了三十多万两银子。
皇帝那残缺的右足在御桌下微微一动，刚要开口再提几条纲领，就听申时行开口问道，
“请问皇上，这海漕漕官可已有人选？”
朱翊钧回道，
“永年伯、定国公、郑国泰三人就很合适。”
申时行显是为难地犹豫了一下，终是忍不住道，
“皇上明鉴，皇祖世宗皇帝赠官勋戚不过太保及太子太保，寿宁侯张峦故事不可为训……”
朱翊钧忙解释道，
“这是科道官说过的话，朕一一都是记得，只是这轮船招商局主以‘官督商办’，此‘官’无品无级，亦无升迁，实非科考遴选之正身僚官。”
“再者，招商局之本金均由勋戚出资所设，河南巡抚说建造潞王府又余出了三十万两，朕也拨到这招商局中，勋戚们就替朕管招商局这一路的账目，江南五府其他的税收、白粮同他们都不相干。”
朱翊钧自觉已将话说到了十二分得明白，又有李鸿章的历史经验在前，无论如何也不该将此事办砸，
“如今官商情谊不相联属，朕以为，公廉明干之员不必处以官位，绳以官法，只要能做到有言必信，有利必让，使民商晓然朝廷必不欺于他，则大事可成也。”
申时行还是有些不放心，
“臣唯恐商人办事不能经久，这漕米国储，官帑拨借，样样须得由户部经手，万一事权相错……”
朱翊钧笑道，
“朕不是没想过全责官办，可既是肆厘之才，则无不为利所获，物必见腐而虫生，唯有官少隔膜，商少自私，则虽存在一利己之心，而官商兼得其善也。”
申时行却道，
“官有权而民无权，官有势而民无势，以无权者而与有权者竞，则有权者必胜，以无势者而与有势者争，则无势者必失。”
“皇上虽有‘官督商办’之说，可天下诸事，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致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
“臣自愚见，倘或商局得利，则其利必先致官而后达民，倘或商局生害，则其害必先致民而后达官，如此则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如何不会物腐虫生？”
其实申时行说的道理朱翊钧都懂，也无法否认。
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国情，即使朱翊钧当了皇帝，也没办法突然就把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国情给全部扭转过来。
朱翊钧要有这样的本事，他在现代也不会只是一个区区历史研究生了。
朱翊钧的想法是先通过勋戚名义上实行“官督商办”，然后等那批民间海商壮成了声势，形成了像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海商们由利益驱动，自行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局面，再自然将轮船招商局从“国有”变为“私有”。
这个想法当然是断断不能提前就跟大臣们说明的。
晚明的风气再如何开放，毕竟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将国有产业私有归商”这个念头实在太惊悚了。
何况这个念头若是出自自己这个万岁天子口中，惊悚的效果怕是也要被相应地放大一万倍。
因此朱翊钧并不同申时行解释自己的实际想法，一是因为挑战古人心理底线的时机还不成熟，二是申时行现在还有许多用处，
“先生所言甚是，既如此，朕便在任命勋戚之余，将这轮船招商局拨由内阁名下统领，永年伯同定国公若有不周到的，先生自可与他们商议。”
申时行见皇帝只提及王伟和徐文壁，全然不说郑国泰如何，于是道，
“勋戚贵重，皇上迟迟不立储君，臣……”
朱翊钧挥手打断道，
“先生位至今日，已是一品六年考满，朕赐先生内大红织金斗牛一表里，再加左柱国，仍兼支尚书俸，给与应得诰命，赐宴礼部，如此上比三公，下兼五品，又何须惧以勋戚之重？”
历史上申时行在万历十六年确实就获得了这般殊荣，朱翊钧既不多给也不少给，只是他料想这回申时行大约不会在皇帝下旨之后，再三次呈疏推辞封赏了。
朱翊钧不得不承认，漕运改海运的这个开场局面是他没有料到的。
按照朱翊钧原来的计划，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只要他这个皇帝暗中一呼吁，海商、浙商、晋商、徽商、官僚、宗亲、勋戚便会纷纷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投奔开海远航的美好未来。
然而现实是胞弟潞王爱搭不理，唯恐因此得罪宗亲，惹祸上身；勋戚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毫无藉此争利之心；众商态度消极，避之不及，竟无一人跃跃欲试，与朝廷合作投资。
这种情况实在是出乎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
他原先觉得晚明开海的实际难点在于海贸大开发之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没想到现实是压根儿就没人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人相信朝廷会与他们分利。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这时便领会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果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差距，就像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溥仪逊位前的满清之间的距离那么大。
朱翊钧这时就有一点能理解历史上的那些真皇帝了。
开海的麻烦是这样得多，禁海的坏处又是那样得少，且这些麻烦和坏处都是皇帝能用一道谕旨就轻易避免的，在这种情形下，又有哪一个皇帝能单纯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去尽力打开国门呢？
好在朱翊钧他本人并不是皇帝，他非但不是皇帝，还是一个历史经验相当丰富的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历史上的真皇帝那样怕麻烦。
只是平心而论，朱翊钧对如今众人的这般并不反感，本来一项改革就是在各个阶层的利弊权衡之下逐渐完成的。
他朱翊钧是穿越者可以做到背叛阶级，但他不能指望大明的所有阶层都一反常态地背叛自己的利益，否则他这个穿越者就太没有“拯救苍生”的道理了。
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民间商人对官办营生的发展前景一向都不太看好。
当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通过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沿海和内河庞大的水运利权，本土传统航运难以匹敌，迅速溃败。
慈禧太后担心清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漕粮运输受制于人，因此李鸿章便向慈禧谏言，成立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与洋商分利。
依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晚清当时所面临的危局比朱翊钧所在的万历朝绝对要紧迫得多。
但是由于清廷决定将轮运办成一桩官办事业，即只允许民间资本入股，适当分取红利，经营权与人事权全在官方，导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之后，商人们的反应十分冷淡。
哪怕李鸿章自掏腰包，带头拿出五万两家财入股，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最后李鸿章只好请各省督抚襄助，又从各省财政中筹到一百多万两银子，这才勉强让轮船招商局开了张。
结果正是由于官僚化管理，导致轮船招商局运费高、服务差，内部贪污、人浮于事层出不穷，实际根本无法与当时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商业公司竞争，开张不过半年就亏了三十多万两。
因此朱翊钧一点儿都不怪晚明海商退避三舍，只是他自己一开始将晚明的情况估计得太过乐观，觉得明朝商人的处境总比清朝的好上一些，然而现实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晚明不像晚清有西方公司在中国公司占尽优势，但是如果一桩官办的生意，教商人们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那商人们又哪里肯承担这“亏了本却找不到人理论”的风险呢？
所以要想让商人们心甘情愿地出钱，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把控私商的同时，去掉生意中的那一个“官”字。
于是朱翊钧吸取教训，一见申时行先不提海运之事，反却道，
“先生每知，顷年鞑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夷生心。”
文华殿的烛火一律通明，杨梅酸涩的滋味依旧萦绕齿间，红唇一张再一合，上辈子读过的历史文献便成了这一时空的范礼安佐证，
“朕近得西人传教士之言，倭人关白秀吉已吞日本国六十余州，并有‘号令唐国’之张狂之语，日本国坊间竟亦有闻知关白秀吉将入高丽、南蛮、印度之宏大之企图，可见其志绝不在日本一国中也。”
申时行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而得体，仿佛全不怀疑皇帝单独宣他一人召对的目的，
“是，臣即着兵部申饬沿海各省守备堤防。”
朱翊钧微微摇了下头，道，
“倭人为中国之患已久矣，朕潜心想来，顾今之倭人关白非昔日之倭寇，则今之海备亦不当仅同于昔日之海备。”
“先年倭患多在东南，如永乐有望海埚之役，正统有桃渚、大嵩之犯，嘉靖有浙直闽广之扰。”
“彼其所欲，不过子女玉帛，其人不过鼠窃狗偷，我大明第以一二严邑委之，然后邀其捆载，击其堕归，则往往得志。”
“然今倭人关白欲以与朝鲜往来，其舍东南不犯，直趋西北，斡旋国交，正所谓舍肢体而攻腹心，此其心则足可畏也。”
朱翊钧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见申时行嘿然不语，便自己接下去说道，
“南北灾伤，国库空虚，这些朕都知道，可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不可省。”
“船政之议，当为国家筹远久之计，朕殊以为，欲守备则必先造船，欲造船则必先裕饷，欲裕饷则必先浚源，欲浚源则莫如振兴商务。”
“朕近观，但闻兵艘、商船并造，则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
“先生每道江南五府白粮额负过重，故而朕欲于南直隶之下设一‘轮船招商局’，专以承运江南漕粮，并兼揽客货，改内河漕道为长江海道，榷其之余利以养船练兵，开掘山东胶莱海道，以成富国强兵之计，先生以为如何？”
申时行的面上终于露出了一点儿讶异的神情。
漕运改海运的话题在隆庆年间早有几番争论，如今再次被皇帝提起倒不算是别出心裁。
可这“轮船招商局”却是闻所未闻，早前也没听司礼监露出过半点儿口风，难道是皇帝心血来潮？
“臣以为，河道乃国家命脉所关，海运不过河运之间道，轻重缓急，甚为较然。”
申时行谨慎而又不失风度地开口道，
“河漕之策，今京师专倚，江南四百万石，而驱之冒不测于海运之中，其军若民之稍爱身家者，必复转海滨亡命以应役。”
“内河纵决溢梗运不过一二年，而今西北尚宁，京储可支，又有潘季驯兴修漕道，曷若乘此机会暂停一年粮运，约以若干资河工，以若干赈饥荒，再存留若干以兴三吴水利，蠲豁若干以苏息穷民，则燕都、吴郡皆无后顾之忧矣。”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先生果然心系家乡。”
皇帝低沉而缓慢的嗓音一点一滴地氤氲在文华殿金碧辉煌的阁殿中，像是黑夜中细密的雨淅沥无声地落在深沉的海中，
“不过此次在南直隶开办轮船招商局——朕可以向先生保证，绝不会因此船政之议再度加重江南五府百姓的负担，变革河漕既然是朕的主张，便应由朝廷出钱。”
“先前王宗沐、梁梦龙主持海漕之时，盖因海运所需之五百多艘海船要在湖广、仪真两地设厂打造，湖广因是产木之地，故须承担打造一半之数，因此当年张居正为使乡梓免于承担繁重的海运料派而赞成中止了海运。”
朱翊钧说到这里，心中不禁为明清两朝所面临困境的极其相似之处而感到唏嘘，
“江南百姓实在没有出了钱还要多交税的道理，既然福建、广东两省的市舶提举司已被民间称为‘天子南库’，那这南直隶的轮船招商局，就不必再从司礼监派人去督点了。”
“朕都想好了，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均可统归轮船招商局照章承运，招商局局中由海漕漕官总提大纲、察其利弊，并召集江南海商自立条议。”
“招商局中设官方本金以作借贷之费，民间海商若有需要，即可借款，其款经由海贸利润逐年偿还，无须分红，只需利息，招商局经营诸事皆由民商自主，其余无干官员一律不得插手。”
朱翊钧顿了一顿，直觉这里有些许不对，但转念一想，矫枉必须过正，如果当年李鸿章一开始就放手让民商自负盈亏，也不至于刚开张就亏了三十多万两银子。
皇帝那残缺的右足在御桌下微微一动，刚要开口再提几条纲领，就听申时行开口问道，
“请问皇上，这海漕漕官可已有人选？”
朱翊钧回道，
“永年伯、定国公、郑国泰三人就很合适。”
申时行显是为难地犹豫了一下，终是忍不住道，
“皇上明鉴，皇祖世宗皇帝赠官勋戚不过太保及太子太保，寿宁侯张峦故事不可为训……”
朱翊钧忙解释道，
“这是科道官说过的话，朕一一都是记得，只是这轮船招商局主以‘官督商办’，此‘官’无品无级，亦无升迁，实非科考遴选之正身僚官。”
“再者，招商局之本金均由勋戚出资所设，河南巡抚说建造潞王府又余出了三十万两，朕也拨到这招商局中，勋戚们就替朕管招商局这一路的账目，江南五府其他的税收、白粮同他们都不相干。”
朱翊钧自觉已将话说到了十二分得明白，又有李鸿章的历史经验在前，无论如何也不该将此事办砸，
“如今官商情谊不相联属，朕以为，公廉明干之员不必处以官位，绳以官法，只要能做到有言必信，有利必让，使民商晓然朝廷必不欺于他，则大事可成也。”
申时行还是有些不放心，
“臣唯恐商人办事不能经久，这漕米国储，官帑拨借，样样须得由户部经手，万一事权相错……”
朱翊钧笑道，
“朕不是没想过全责官办，可既是肆厘之才，则无不为利所获，物必见腐而虫生，唯有官少隔膜，商少自私，则虽存在一利己之心，而官商兼得其善也。”
申时行却道，
“官有权而民无权，官有势而民无势，以无权者而与有权者竞，则有权者必胜，以无势者而与有势者争，则无势者必失。”
“皇上虽有‘官督商办’之说，可天下诸事，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致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
“臣自愚见，倘或商局得利，则其利必先致官而后达民，倘或商局生害，则其害必先致民而后达官，如此则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如何不会物腐虫生？”
其实申时行说的道理朱翊钧都懂，也无法否认。
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国情，即使朱翊钧当了皇帝，也没办法突然就把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国情给全部扭转过来。
朱翊钧要有这样的本事，他在现代也不会只是一个区区历史研究生了。
朱翊钧的想法是先通过勋戚名义上实行“官督商办”，然后等那批民间海商壮成了声势，形成了像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海商们由利益驱动，自行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局面，再自然将轮船招商局从“国有”变为“私有”。
这个想法当然是断断不能提前就跟大臣们说明的。
晚明的风气再如何开放，毕竟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将国有产业私有归商”这个念头实在太惊悚了。
何况这个念头若是出自自己这个万岁天子口中，惊悚的效果怕是也要被相应地放大一万倍。
因此朱翊钧并不同申时行解释自己的实际想法，一是因为挑战古人心理底线的时机还不成熟，二是申时行现在还有许多用处，
“先生所言甚是，既如此，朕便在任命勋戚之余，将这轮船招商局拨由内阁名下统领，永年伯同定国公若有不周到的，先生自可与他们商议。”
申时行见皇帝只提及王伟和徐文壁，全然不说郑国泰如何，于是道，
“勋戚贵重，皇上迟迟不立储君，臣……”
朱翊钧挥手打断道，
“先生位至今日，已是一品六年考满，朕赐先生内大红织金斗牛一表里，再加左柱国，仍兼支尚书俸，给与应得诰命，赐宴礼部，如此上比三公，下兼五品，又何须惧以勋戚之重？”
历史上申时行在万历十六年确实就获得了这般殊荣，朱翊钧既不多给也不少给，只是他料想这回申时行大约不会在皇帝下旨之后，再三次呈疏推辞封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