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7.第857章 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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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科研经费比做科研还要难的年代里，每名学者都知道讲一个好故事的重要性。
当然，大多数学者是没有机会讲故事的，公众只对数一数二的科研成果的故事有兴趣，做不到行业顶尖的学者，讲故事的能力再好，也是白费。
而要做到行业顶尖，又要会讲故事，这样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就生物圈子来说，所谓世界一流的学者，或许就是几百上千人，而所谓世界顶尖的学者，能够做出世界级贡献的学者，恐怕就只有几十人了，这些人，还包括曾经做出了贡献，现在渐渐远离科研一线的学者们。
如此少的数量，导致会做科研的学者，不一定会讲故事，而会讲故事的学者不一定会做科研。
曾经的PCR的作者穆里斯算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学者，他是典型的反传统精英，大学期间自制精神麻醉剂，甚至开发新型的药物供自己吸食，博士毕业以后又多次跳槽，最终进入了私营部门，完成PCR以后，就整天冲浪，等着各种奖项落在自己的脑袋上。
穆里斯讲故事的天赋与生俱来，他发表的第一篇《自然》论文是关于宇宙学的，据其所言，就是纯粹的幻想和瞎编，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文凭。
是否幻想和瞎编，后人难以评说，但在普通人眼里，这样的学者可是太接地气了。
之后，穆里斯又将自己关于PCR的灵感，用女友、快车和盘山公路进行包装。
在80年代，西斯特公司到处宣传PCR的时期，穆里斯每次演讲都会说这些东西。
公众爱死了这种故事。
穆里斯也因此过的很不错，做到了普通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当他想要钱的时候，他就会去一些组织做演讲，无论是学校学院还是华尔街，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需求总是源源不绝的，一些有钱的私立中学偶尔也会希望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不要说美国以外的各种组织了，穆里斯做一次演讲的价格一度高达10万美元，还要邀请方负责高等级的来往住宿。
但在生物圈子里，最会讲故事的也就是穆里斯了。
相比之下，做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两位，要不是因为双螺旋这个词还有点意思，根本让人想不起来。
至于蛋白质和细胞就没有关心了。
反而是牛痘和挤奶工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很是广泛。
杨锐有意识的学习成功者方法，包括PCR的灵感获得的方式，也被他拿了大半过来——神秘的云@南，山路十八弯的中国公路以及PCR，是杨锐为自己做的包装。
如今看来，这种包装和讲故事的手法，也是异常的成功。
当然，穆里斯也因此而默默无闻了，虽然他很会讲故事，虽然他仍然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浪荡子，虽然他还在给自己做精神麻醉剂，虽然他还是截然不同于科研猿的冲浪男孩，但是，没有做出世界级的成果，就没有人关心他的故事。
而在未来的日子里，穆里斯依旧可以冲浪，依旧可以做放浪不羁的浪荡子，依旧可以做精神麻醉剂，只是，他的生活不会再那般的潇洒，估计要在私营部门工作更久，做更久的科研工作以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除非有一天，他再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再讲一个漂亮的故事。
在托拜尔斯眼里，杨锐就是少有的既善于讲故事，又善于做科研的稀罕天才。
在电话里，托拜尔斯详细的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想，一力推荐，终于让摇摆不定的达尔贝科下定了决定。
而他的决定，却是完全的出乎托拜尔斯的预料下。
“我会尽快到中国来一趟的。”达尔贝科说：“面对面的与杨锐谈一谈。”
托拜尔斯愣了好半天神，问：“您要到中国来吗？在国会的游说怎么办？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介入不可避免的，这样也好，他们有丰富的储备和资源。”达尔贝科停了一下，道：“我想看看，杨锐和他的实验室，是否算得上丰富的储备和资源。”
托拜尔斯一下子就听懂了，傻道：“你想与中国的学者合作？”
“人体基因组计划太庞大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英国应该会愿意参与进来，我正在说服日本，因此，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到亚洲来的，顺便看一下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水平。”达尔贝科的思维很清晰。
托拜尔斯苦笑：“杨锐的研究水平是世界级的，中国的普遍研究水平，距离国际水平还有距离。而且，中国方面恐怕拿不出足够的经费做人体基因组计划。”
人体基因组计划是自然科学界的三大计划，但是，与之前的曼哈顿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不同，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一项彻底的世界性合作项目，前后有美英法德，以及后来的欧共体，以及丹麦、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还有最后的中国都有参与。
然而，如此庞大的基因组计划，在构造上，其实遵循的是非常简单的合作模式——谁给钱谁分配，结果公益性。
这种模式与联合国的模式很像，其核心就是参与国要按比例分配经费开支。
换言之，掏不出钱来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在这个30亿美元的大计划里，基础的1%的资金量都是3000万美元，别说85年的中国了，95年的中国在讨论是否加入的时候，都为钱烦恼了很久。
毕竟，这是一项基础性科学项目，能够得到的直接好处是很小的，只有资金充沛的发达国家才有资源加入。当然，出了钱也要出人，但比起后者，钱还是难得一点，因为想加入这项计划的生物学家太多了，可以说，基本没有生物学家会拒绝这项工作。而且，就像是大多数计划一样，美欧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精英学者了，其他国家是提供科研猿还是科研汪，他们并不是特别在意。
达尔贝科也是因此而一直邀请杨锐去美国，而从未提出过与中方的合作。
当然，此时尚未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也是八字刚落了点墨迹，谈不到合作。
但在冷静的思考以后，达尔贝科的思路显然发生了变化，道：“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是孤立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以目前的学术发展水平来说，杨锐能够成功，至少意味着他的身边已经聚拢起了准世界级的团队，当然，我要亲自看看才能决定。”
“好的，我会在中国做一些准备。”托拜尔斯不知道怎么说。
达尔贝科却很明确的道：“你要了解杨锐的团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顶尖团队。”
在获取科研经费比做科研还要难的年代里，每名学者都知道讲一个好故事的重要性。
当然，大多数学者是没有机会讲故事的，公众只对数一数二的科研成果的故事有兴趣，做不到行业顶尖的学者，讲故事的能力再好，也是白费。
而要做到行业顶尖，又要会讲故事，这样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就生物圈子来说，所谓世界一流的学者，或许就是几百上千人，而所谓世界顶尖的学者，能够做出世界级贡献的学者，恐怕就只有几十人了，这些人，还包括曾经做出了贡献，现在渐渐远离科研一线的学者们。
如此少的数量，导致会做科研的学者，不一定会讲故事，而会讲故事的学者不一定会做科研。
曾经的PCR的作者穆里斯算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学者，他是典型的反传统精英，大学期间自制精神麻醉剂，甚至开发新型的药物供自己吸食，博士毕业以后又多次跳槽，最终进入了私营部门，完成PCR以后，就整天冲浪，等着各种奖项落在自己的脑袋上。
穆里斯讲故事的天赋与生俱来，他发表的第一篇《自然》论文是关于宇宙学的，据其所言，就是纯粹的幻想和瞎编，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文凭。
是否幻想和瞎编，后人难以评说，但在普通人眼里，这样的学者可是太接地气了。
之后，穆里斯又将自己关于PCR的灵感，用女友、快车和盘山公路进行包装。
在80年代，西斯特公司到处宣传PCR的时期，穆里斯每次演讲都会说这些东西。
公众爱死了这种故事。
穆里斯也因此过的很不错，做到了普通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当他想要钱的时候，他就会去一些组织做演讲，无论是学校学院还是华尔街，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需求总是源源不绝的，一些有钱的私立中学偶尔也会希望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不要说美国以外的各种组织了，穆里斯做一次演讲的价格一度高达10万美元，还要邀请方负责高等级的来往住宿。
但在生物圈子里，最会讲故事的也就是穆里斯了。
相比之下，做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两位，要不是因为双螺旋这个词还有点意思，根本让人想不起来。
至于蛋白质和细胞就没有关心了。
反而是牛痘和挤奶工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很是广泛。
杨锐有意识的学习成功者方法，包括PCR的灵感获得的方式，也被他拿了大半过来——神秘的云@南，山路十八弯的中国公路以及PCR，是杨锐为自己做的包装。
如今看来，这种包装和讲故事的手法，也是异常的成功。
当然，穆里斯也因此而默默无闻了，虽然他很会讲故事，虽然他仍然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浪荡子，虽然他还在给自己做精神麻醉剂，虽然他还是截然不同于科研猿的冲浪男孩，但是，没有做出世界级的成果，就没有人关心他的故事。
而在未来的日子里，穆里斯依旧可以冲浪，依旧可以做放浪不羁的浪荡子，依旧可以做精神麻醉剂，只是，他的生活不会再那般的潇洒，估计要在私营部门工作更久，做更久的科研工作以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除非有一天，他再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再讲一个漂亮的故事。
在托拜尔斯眼里，杨锐就是少有的既善于讲故事，又善于做科研的稀罕天才。
在电话里，托拜尔斯详细的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想，一力推荐，终于让摇摆不定的达尔贝科下定了决定。
而他的决定，却是完全的出乎托拜尔斯的预料下。
“我会尽快到中国来一趟的。”达尔贝科说：“面对面的与杨锐谈一谈。”
托拜尔斯愣了好半天神，问：“您要到中国来吗？在国会的游说怎么办？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介入不可避免的，这样也好，他们有丰富的储备和资源。”达尔贝科停了一下，道：“我想看看，杨锐和他的实验室，是否算得上丰富的储备和资源。”
托拜尔斯一下子就听懂了，傻道：“你想与中国的学者合作？”
“人体基因组计划太庞大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英国应该会愿意参与进来，我正在说服日本，因此，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到亚洲来的，顺便看一下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水平。”达尔贝科的思维很清晰。
托拜尔斯苦笑：“杨锐的研究水平是世界级的，中国的普遍研究水平，距离国际水平还有距离。而且，中国方面恐怕拿不出足够的经费做人体基因组计划。”
人体基因组计划是自然科学界的三大计划，但是，与之前的曼哈顿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不同，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一项彻底的世界性合作项目，前后有美英法德，以及后来的欧共体，以及丹麦、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还有最后的中国都有参与。
然而，如此庞大的基因组计划，在构造上，其实遵循的是非常简单的合作模式——谁给钱谁分配，结果公益性。
这种模式与联合国的模式很像，其核心就是参与国要按比例分配经费开支。
换言之，掏不出钱来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在这个30亿美元的大计划里，基础的1%的资金量都是3000万美元，别说85年的中国了，95年的中国在讨论是否加入的时候，都为钱烦恼了很久。
毕竟，这是一项基础性科学项目，能够得到的直接好处是很小的，只有资金充沛的发达国家才有资源加入。当然，出了钱也要出人，但比起后者，钱还是难得一点，因为想加入这项计划的生物学家太多了，可以说，基本没有生物学家会拒绝这项工作。而且，就像是大多数计划一样，美欧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精英学者了，其他国家是提供科研猿还是科研汪，他们并不是特别在意。
达尔贝科也是因此而一直邀请杨锐去美国，而从未提出过与中方的合作。
当然，此时尚未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也是八字刚落了点墨迹，谈不到合作。
但在冷静的思考以后，达尔贝科的思路显然发生了变化，道：“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是孤立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以目前的学术发展水平来说，杨锐能够成功，至少意味着他的身边已经聚拢起了准世界级的团队，当然，我要亲自看看才能决定。”
“好的，我会在中国做一些准备。”托拜尔斯不知道怎么说。
达尔贝科却很明确的道：“你要了解杨锐的团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顶尖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