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一九 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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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一九 茶馆
感谢书友飞雪12、萧风若雨、红尘山木、江南君君、读书乐369、游击队员、禅心如水、书友71692743、月落瑶台、花之影、huangbiaoo、开心珞巴投票支持()!感谢书友月落瑶台打赏10000币,感谢书友天山顶上的雄鹰打赏1888币,感谢书友死人大头、疯子沙漠各打赏100币()!老朋友们,谢谢你们!
北平的冬天一片破败。
**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戴着一顶礼帽,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时不时地掠一下路上的残雪、泥污和倒毙的饿殍,心里不由一阵悲哀:***小鬼子算是把美丽的古都糟蹋惨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到北京大学读书后,先后担任北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共青团东城区委书记、北平市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党团书记、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北平平民教育联合会党团书记、**北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1935年初赴许昌任**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王定南被重新派回北平,担任**北平特委委员、书记,负责北平联络局工作,与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联系,组织成立了“北方救国会”,领导民主统一运动。
“北方救国会”是一个秘密情侦机构,由**党员、国民党员、国社党成员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十余人组成,核心是三个常务理事,何其巩代表国民党,张东荪代表代表民盟,王定南代表**,秘书长是长期以中国大学图书馆主任为掩护的**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当时,日军正在进行徐州会战,气焰极其嚣张,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近卫声明,结果在日军自以为统治稳固的北平却传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声音,那效果可想而知。
彭老总收听广播后,当时就给出面组织“北方救国会”的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写信,赞扬有加。
《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一文是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交路透社发到伦敦广播的。这个林迈可经常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从北平购买八路军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等军用物资送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据说,后世有个作者根据八路军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故事,写了个电视剧本,名字叫《潜伏》,拍摄后竟然热播大卖()。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尽力维护名流学者保持民族气节,不为日伪利用,不与日伪合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日伪也在争取这些名流学者,威逼利诱,花样百出,而这些名流学者大多年龄较大,拖家带口,在日伪占领下生活艰难,不与日伪合作的话,不光自己没饭吃,一家老小都没饭吃。王定南和何其巩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笔会,买米买面买油资助这些名流学者。也正是因为有“北方救国会”的强有力的工作,遏制住了日伪劝诱北平名流学者投敌当文化汉奸的势头。相反,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内部许多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反法西斯主义。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三件事是组织人员打入日伪政权。**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到北平后联系了万复、高炎等24名骨干和工作关系。等到王定南到了北平,抓住日伪建立各种政权机构的机会,派万复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机关,派中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汉民到内蒙建立蒙疆情报站,以皮货批发部为掩护,向大青山根据地提供敌人动态情报。其他成员,分别打入“庸报”、日本兴亚院调查所、日本特务组织“皇城事务所”、天津伪警察局等日伪重要部门;又通过社会关系拉出日伪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情报。包括日伪政权的人事组织情况、主要汉奸之间的人事关系、侦察日军的军事行动等,都在“北方救国会”的情侦范围内,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情报。
这年,王定南30岁。
坐在公共车上的王定南,眼睛似闭微闭,继续向窗外瞭去,只见大街上不停地有日伪军的巡逻队走过,小鬼子的军靴偶尔踏在残雪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鬼子宪兵牵着狼狗,耀武扬威地从街道上走过,吓得行人们纷纷躲避。间或有一些脸色青黑霉暗的白面鬼、大烟鬼在寒风中抖索着身子、在日军宪兵、巡逻队的注视下,从街上蹿过。
王定南心里忍不住一声叹息!
腊八都过了,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北平街头年味一天比一天浓,小孩子一遇大雪就在胡同口、门前、院子里堆雪人;东安市场、王府街、大栅栏、前门一带的商家都是大开店面,老板、伙计满脸笑容,迎接一拨拨顾客上门;天桥市场上的小商贩们可着嗓子吆喝,恨不得一天就把存货卖完;那些耍把式的更是拉开架势、躺开场子,敲着锣,吆喝着,吸引人们注意,想赶在年前多赚点,好多割几斤猪肉、多置办几样年货,好让老婆孩子过个喜庆一些的大年;女人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成衣铺子、布料行扎堆似的闲逛,看完成衣样式再去看布料的花色、质地,心里默算着是买成衣合算还是买布料自己做合算,还得算清一家老小几口人,共需多少布料、折合多少钱()。
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回忆,只怕要等八路军把小鬼子消灭完后才能重现了!
王定南今天就是去和老家来人接头的,老家说的清楚,接头地点在城南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接头暗号、接头暗语都说的清清楚楚。
王定南下了公共车后,又叫了辆黄包车,三拐两拐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
清中期以后,北京城的茶馆很是兴盛,那些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再无嗜好,堕落的八旗子弟把北京城的茶馆业捧的十分发达。茶客们一见面,高的称高三哥,矮的喊矮三哥,不高不矮的唤横三哥。还有什么蒙七哥、诈七哥、小辫赵九哥,等等等等,反正是“有人皆是哥,无我不称弟”。
袁世凯死之前,北京的茶馆还行。那个时候,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南货北产,商业繁荣,茶馆业自然沾光。大茶馆分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三种,加二荤铺为四种,除了卖茶,还卖吃食。红炉馆卖满汉饽饽,窝窝馆卖江米艾窝窝、炸排叉、糖耳朵、蜜麻花、黄白蜂糕、盆糕、喇叭糕等小点心,搬壶馆介于红炉、窝窝两馆之间,也卖焖炉烧饼、炸排叉、肉丁馒头等,二荤铺既卖清茶又卖酒饭,除了铺子准备的原料算作一荤外,茶客们也可以自带原料交给灶上去做,名为“炒来菜儿”,又为一荤。有的大茶馆上午卖茶,下午、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甚至于举办赛鸟儿、斗蛐蛐、摆围棋、象棋“擂台”。老北京的茶馆已不单单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老北京人喝茶吃饭谈生意娱乐休闲的综合性场所。
老北京茶馆都用盖碗沏茶。原因是老北京是帝都,不同于其它地方,冬日茶客有养油葫芦、蟋蟀、咂嘴、蝈蝈以至蝴蝶、螳螂的,需要暖气嘘拂。尤其是蝴蝶,没有盖碗暖气不能起飞。
在大茶馆喝茶价廉方便,如喝到早饭之时需要回家吃饭,或有事外出的,可以将茶碗扣于桌上,吩咐堂倌一声,回来便可继续品用。因用盖碗,一包茶叶可分两次用,茶钱一天只付一次,且极低廉。
抗战爆发前,北平的茶馆业因为竞争不过西式饭店,已经十分萧条了,大部分都关门歇业了。现在是日军占领北平时期,虽然华北方面军竭力粉饰太平,但北平城却一天比一天破败,市面一天比一天萧条。除了日伪军开设的大烟馆、妓院生意兴隆外,其它各业都是百业凋敝。
此时正是下午,茶馆里坐着三三两两的茶客。
王定南略一打量,就知道这个茶馆老板有心计、赶时髦、会经营,茶馆的布局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老茶馆了,前部卖茶,后院开公寓。茶座的摆设也很时兴,老式的方桌、长桌、板凳换成了一色的小桌、藤椅,桌上还铺着浅绿桌布,墙上传统的“醉八仙”大画、财神龛均已不见,换上了伪满洲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的美人照。
王定南战斗在日伪心脏,警惕性比一般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只是略也打量,心里就直打鼓,因为茶馆里的人太复杂了,靠墙坐着的翘着二郎腿、不时用眼睛四下乱瞄的家伙,分明是宪兵队的暗探。还有,门口的一张小茶桌上坐着两个戴礼帽、穿呢子大衣的家伙,不用说是日本特务。不知道老家来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把接头地点放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难道这是一个陷阱?
各位书友大大:多谢大家的票票支持,山人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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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一九 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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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戴着一顶礼帽,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时不时地掠一下路上的残雪、泥污和倒毙的饿殍,心里不由一阵悲哀:***小鬼子算是把美丽的古都糟蹋惨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到北京大学读书后,先后担任北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共青团东城区委书记、北平市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党团书记、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北平平民教育联合会党团书记、**北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1935年初赴许昌任**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王定南被重新派回北平,担任**北平特委委员、书记,负责北平联络局工作,与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联系,组织成立了“北方救国会”,领导民主统一运动。
“北方救国会”是一个秘密情侦机构,由**党员、国民党员、国社党成员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十余人组成,核心是三个常务理事,何其巩代表国民党,张东荪代表代表民盟,王定南代表**,秘书长是长期以中国大学图书馆主任为掩护的**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当时,日军正在进行徐州会战,气焰极其嚣张,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近卫声明,结果在日军自以为统治稳固的北平却传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声音,那效果可想而知。
彭老总收听广播后,当时就给出面组织“北方救国会”的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写信,赞扬有加。
《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一文是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交路透社发到伦敦广播的。这个林迈可经常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从北平购买八路军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等军用物资送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据说,后世有个作者根据八路军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故事,写了个电视剧本,名字叫《潜伏》,拍摄后竟然热播大卖()。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尽力维护名流学者保持民族气节,不为日伪利用,不与日伪合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日伪也在争取这些名流学者,威逼利诱,花样百出,而这些名流学者大多年龄较大,拖家带口,在日伪占领下生活艰难,不与日伪合作的话,不光自己没饭吃,一家老小都没饭吃。王定南和何其巩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笔会,买米买面买油资助这些名流学者。也正是因为有“北方救国会”的强有力的工作,遏制住了日伪劝诱北平名流学者投敌当文化汉奸的势头。相反,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内部许多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反法西斯主义。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三件事是组织人员打入日伪政权。**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到北平后联系了万复、高炎等24名骨干和工作关系。等到王定南到了北平,抓住日伪建立各种政权机构的机会,派万复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机关,派中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汉民到内蒙建立蒙疆情报站,以皮货批发部为掩护,向大青山根据地提供敌人动态情报。其他成员,分别打入“庸报”、日本兴亚院调查所、日本特务组织“皇城事务所”、天津伪警察局等日伪重要部门;又通过社会关系拉出日伪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情报。包括日伪政权的人事组织情况、主要汉奸之间的人事关系、侦察日军的军事行动等,都在“北方救国会”的情侦范围内,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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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南今天就是去和老家来人接头的,老家说的清楚,接头地点在城南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接头暗号、接头暗语都说的清清楚楚。
王定南下了公共车后,又叫了辆黄包车,三拐两拐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
清中期以后,北京城的茶馆很是兴盛,那些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再无嗜好,堕落的八旗子弟把北京城的茶馆业捧的十分发达。茶客们一见面,高的称高三哥,矮的喊矮三哥,不高不矮的唤横三哥。还有什么蒙七哥、诈七哥、小辫赵九哥,等等等等,反正是“有人皆是哥,无我不称弟”。
袁世凯死之前,北京的茶馆还行。那个时候,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南货北产,商业繁荣,茶馆业自然沾光。大茶馆分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三种,加二荤铺为四种,除了卖茶,还卖吃食。红炉馆卖满汉饽饽,窝窝馆卖江米艾窝窝、炸排叉、糖耳朵、蜜麻花、黄白蜂糕、盆糕、喇叭糕等小点心,搬壶馆介于红炉、窝窝两馆之间,也卖焖炉烧饼、炸排叉、肉丁馒头等,二荤铺既卖清茶又卖酒饭,除了铺子准备的原料算作一荤外,茶客们也可以自带原料交给灶上去做,名为“炒来菜儿”,又为一荤。有的大茶馆上午卖茶,下午、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甚至于举办赛鸟儿、斗蛐蛐、摆围棋、象棋“擂台”。老北京的茶馆已不单单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老北京人喝茶吃饭谈生意娱乐休闲的综合性场所。
老北京茶馆都用盖碗沏茶。原因是老北京是帝都,不同于其它地方,冬日茶客有养油葫芦、蟋蟀、咂嘴、蝈蝈以至蝴蝶、螳螂的,需要暖气嘘拂。尤其是蝴蝶,没有盖碗暖气不能起飞。
在大茶馆喝茶价廉方便,如喝到早饭之时需要回家吃饭,或有事外出的,可以将茶碗扣于桌上,吩咐堂倌一声,回来便可继续品用。因用盖碗,一包茶叶可分两次用,茶钱一天只付一次,且极低廉。
抗战爆发前,北平的茶馆业因为竞争不过西式饭店,已经十分萧条了,大部分都关门歇业了。现在是日军占领北平时期,虽然华北方面军竭力粉饰太平,但北平城却一天比一天破败,市面一天比一天萧条。除了日伪军开设的大烟馆、妓院生意兴隆外,其它各业都是百业凋敝。
此时正是下午,茶馆里坐着三三两两的茶客。
王定南略一打量,就知道这个茶馆老板有心计、赶时髦、会经营,茶馆的布局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老茶馆了,前部卖茶,后院开公寓。茶座的摆设也很时兴,老式的方桌、长桌、板凳换成了一色的小桌、藤椅,桌上还铺着浅绿桌布,墙上传统的“醉八仙”大画、财神龛均已不见,换上了伪满洲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的美人照。
王定南战斗在日伪心脏,警惕性比一般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只是略也打量,心里就直打鼓,因为茶馆里的人太复杂了,靠墙坐着的翘着二郎腿、不时用眼睛四下乱瞄的家伙,分明是宪兵队的暗探。还有,门口的一张小茶桌上坐着两个戴礼帽、穿呢子大衣的家伙,不用说是日本特务。不知道老家来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把接头地点放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难道这是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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