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八章 皇家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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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国后私,赵柽在众人的辅佐下连滚带爬的算是把国事稳定下来,家事便提上了日程。现在不是他当王爷的时候了,自己只要管着一府的事情了,而是要操心整个皇室老老小小四五辈人的事情了,除了吃喝住行还得管他们的生老病死,就连取名字这种事情都得他上心。
可这事情逃是逃不过的,怎么难也得处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是人就有宗族,有近支疏族,而宋朝立国以后宗室之事便提上了日程,共享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给每任皇帝添了不少烦恼,因为皇族还是具有他的特殊性的…
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周、汉、唐三代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周代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所谓的“卫戍制度”,将大批王子、宗亲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他们去统治全国各地区,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
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受的宗法制度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周的历史。
这是一种线性传承制度,按照宗法制。家族成员的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长幼嫡庶。长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
到了汉代。宗室成员拥有了封国和爵位,这构成了汉代宗室的中心特征。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人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
对于汉宗室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隔绝的**,通常而言,他们不能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角色。尽管西汉和东汉都不乏宗室为官的例子,但其数量非常有限。即便中兴汉朝的光武帝自觉亲族对自己贡献良多,因此慷慨授予他们各种官爵,但却不在政府中起用他们。
由于汉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这使得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内廷”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内廷群体与皇帝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皇帝用来与正式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几次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血腥斗争中。虽然也有宗室成员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远不如外戚和宦官这两个最活跃的汉代内廷集团。
到了唐代,他们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又有很多不同。尽管唐代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中期诸王及其子孙却都被迁到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却为后代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但是唐代与汉又有不同。不仅乐于在政府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唐代宗王可以出镇地方。而且许多宗室还被委以高官,十多人出任宰相,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开始了对宗室的管理。太祖和太宗两朝,这时候还无所谓宗室,有的只是两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的近亲家族。太祖认为宗室应该包括三兄弟后裔这宽泛宗族,设定了未来宗室的界限。
宋代头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说更像是皇帝与宗亲们的交易,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祭祖、国家大典充充门面就是发展个人的业余爱好。
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是皇位潜在的继承者,但是都过着基本相似的生活,尤其是涉足政治,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后,危机出现了。宗室的规模愈来愈大,在经济、住房、教育、封官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而在此同时五服以外的宗室出现了,按照唐代的先例,这些远支疏族早就不应该被算作宗室成员了,因此他们的宗室地位的遭到争议,皇家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也变得十分困难,如何对待这些远支疏族颇让人头疼。朝廷也一度停止了对无服宗亲的赐名和授官,允许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自谋生路,打算精简这些远支宗亲,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完全断绝宗室待遇。
但是不久问题出现了,失去宗室待遇后,他们很快便堕落了,成了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贫民。这太有损皇家颜面了,朝廷只好就收回成命,建立无服宗亲资助制度,重新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玉牒上。这种作法实际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宗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
问题是现在第五、第六代宗室的数目经过开枝散叶后已经是成千上万,这还不算他们的妻室、姐妹、女儿、女婿。把这些补助累加起来,对于政府来说就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笔费用是出自户部而非内库,花费的当然是百姓税赋,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成为冗费中重要的一项…
等到赵佶继位,由于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宗室正在经历着一场彻底的重新定位,宗室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于是赵佶命蔡京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朝臣们制定了一个方案,中心是终止赐名和授官,但未将这些人从皇家的玉牒中除名,依然承认他们的宗室地位,可以进入宗学。作为过渡步骤,不再授予疏族南班官,而代之以地位稍低的三班官。其后代子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可以在首都另觅居所,购置土地。有官者还可以依据普通官员的相关规定买房子置地。
在婚姻方面,第五、第六代宗女的嫁资减半,第六代宗女的丈夫也不再授予南班官,但是,这些宗女仍然不许与“非士人之家”结婚。赐予贫困无官的第五、第六代宗室土地,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和特别贫困者,不计行辈,上报名字,酌情予以特别优抚。在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为无服宗亲分别建设新居所,以便外迁。
但是为官者也受到限制,在一个州中担任高级文武职位的宗室不得超过一人;宗室官员同时同地任职,一州不得过三名,一县不得过两名。这条诏令不像是亡羊补牢之举,倒像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因此宗室只能担任些不起眼的小官,想造反也无力响应。
这一切实行了十多年,虽然诟病不断,却勉强对付着。在女真入侵后形势大变,赵柽百般营救,可也只顾得自己的本家兄弟姐妹,皇家宗室几乎被连锅端,京城中的三千多近支宗室被俘获,许多人死在了北行的路上,而跟随赵桓一路北行的能够脱险的只是少数。现在赵柽即位了,这个麻烦同时也转交给他了…
赵柽看着太祖爷的《大训》一脸的愁苦,在其中一再重申,不管后代子孙的血缘关系变得多么疏远,维护宗族的一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老头可能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知道未来宗族的社会成分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因此他早早定下了规矩。
要求后人们不管水流得多远,都要尊奉‘玉牒’;不管做官,还是行商,不管在何处,只要彼此相遇,都应当互相承认,照行辈论交;不可嫌贫爱富,不能扬贵抑贱。倘若有贫穷之人或无以自存之家遭遇横祸,富裕的族人理当施以援手,免其流离失所,辱没祖先!
“话是好话,可如今却叫我为难啊!”赵柽哀叹一声,女真入‘帮’了他不小的忙,将自己亲戚给消灭了一大半,死者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可有些侥幸逃过浩劫的人却也生出了歪念,传承数代的宗室曾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受到无穷限制,而现在这些宗室突然发现过去对他们的种种限制不见了,只凭借自己的宗室身份便可以获得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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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国后私,赵柽在众人的辅佐下连滚带爬的算是把国事稳定下来,家事便提上了日程。现在不是他当王爷的时候了,自己只要管着一府的事情了,而是要操心整个皇室老老小小四五辈人的事情了,除了吃喝住行还得管他们的生老病死,就连取名字这种事情都得他上心。
可这事情逃是逃不过的,怎么难也得处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是人就有宗族,有近支疏族,而宋朝立国以后宗室之事便提上了日程,共享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给每任皇帝添了不少烦恼,因为皇族还是具有他的特殊性的…
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周、汉、唐三代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周代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所谓的“卫戍制度”,将大批王子、宗亲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他们去统治全国各地区,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
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受的宗法制度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周的历史。
这是一种线性传承制度,按照宗法制。家族成员的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长幼嫡庶。长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
到了汉代。宗室成员拥有了封国和爵位,这构成了汉代宗室的中心特征。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人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
对于汉宗室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隔绝的**,通常而言,他们不能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角色。尽管西汉和东汉都不乏宗室为官的例子,但其数量非常有限。即便中兴汉朝的光武帝自觉亲族对自己贡献良多,因此慷慨授予他们各种官爵,但却不在政府中起用他们。
由于汉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这使得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内廷”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内廷群体与皇帝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皇帝用来与正式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几次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血腥斗争中。虽然也有宗室成员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远不如外戚和宦官这两个最活跃的汉代内廷集团。
到了唐代,他们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又有很多不同。尽管唐代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中期诸王及其子孙却都被迁到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却为后代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但是唐代与汉又有不同。不仅乐于在政府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唐代宗王可以出镇地方。而且许多宗室还被委以高官,十多人出任宰相,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开始了对宗室的管理。太祖和太宗两朝,这时候还无所谓宗室,有的只是两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的近亲家族。太祖认为宗室应该包括三兄弟后裔这宽泛宗族,设定了未来宗室的界限。
宋代头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说更像是皇帝与宗亲们的交易,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祭祖、国家大典充充门面就是发展个人的业余爱好。
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是皇位潜在的继承者,但是都过着基本相似的生活,尤其是涉足政治,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后,危机出现了。宗室的规模愈来愈大,在经济、住房、教育、封官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而在此同时五服以外的宗室出现了,按照唐代的先例,这些远支疏族早就不应该被算作宗室成员了,因此他们的宗室地位的遭到争议,皇家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也变得十分困难,如何对待这些远支疏族颇让人头疼。朝廷也一度停止了对无服宗亲的赐名和授官,允许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自谋生路,打算精简这些远支宗亲,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完全断绝宗室待遇。
但是不久问题出现了,失去宗室待遇后,他们很快便堕落了,成了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贫民。这太有损皇家颜面了,朝廷只好就收回成命,建立无服宗亲资助制度,重新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玉牒上。这种作法实际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宗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
问题是现在第五、第六代宗室的数目经过开枝散叶后已经是成千上万,这还不算他们的妻室、姐妹、女儿、女婿。把这些补助累加起来,对于政府来说就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笔费用是出自户部而非内库,花费的当然是百姓税赋,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成为冗费中重要的一项…
等到赵佶继位,由于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宗室正在经历着一场彻底的重新定位,宗室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于是赵佶命蔡京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朝臣们制定了一个方案,中心是终止赐名和授官,但未将这些人从皇家的玉牒中除名,依然承认他们的宗室地位,可以进入宗学。作为过渡步骤,不再授予疏族南班官,而代之以地位稍低的三班官。其后代子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可以在首都另觅居所,购置土地。有官者还可以依据普通官员的相关规定买房子置地。
在婚姻方面,第五、第六代宗女的嫁资减半,第六代宗女的丈夫也不再授予南班官,但是,这些宗女仍然不许与“非士人之家”结婚。赐予贫困无官的第五、第六代宗室土地,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和特别贫困者,不计行辈,上报名字,酌情予以特别优抚。在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为无服宗亲分别建设新居所,以便外迁。
但是为官者也受到限制,在一个州中担任高级文武职位的宗室不得超过一人;宗室官员同时同地任职,一州不得过三名,一县不得过两名。这条诏令不像是亡羊补牢之举,倒像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因此宗室只能担任些不起眼的小官,想造反也无力响应。
这一切实行了十多年,虽然诟病不断,却勉强对付着。在女真入侵后形势大变,赵柽百般营救,可也只顾得自己的本家兄弟姐妹,皇家宗室几乎被连锅端,京城中的三千多近支宗室被俘获,许多人死在了北行的路上,而跟随赵桓一路北行的能够脱险的只是少数。现在赵柽即位了,这个麻烦同时也转交给他了…
赵柽看着太祖爷的《大训》一脸的愁苦,在其中一再重申,不管后代子孙的血缘关系变得多么疏远,维护宗族的一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老头可能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知道未来宗族的社会成分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因此他早早定下了规矩。
要求后人们不管水流得多远,都要尊奉‘玉牒’;不管做官,还是行商,不管在何处,只要彼此相遇,都应当互相承认,照行辈论交;不可嫌贫爱富,不能扬贵抑贱。倘若有贫穷之人或无以自存之家遭遇横祸,富裕的族人理当施以援手,免其流离失所,辱没祖先!
“话是好话,可如今却叫我为难啊!”赵柽哀叹一声,女真入‘帮’了他不小的忙,将自己亲戚给消灭了一大半,死者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可有些侥幸逃过浩劫的人却也生出了歪念,传承数代的宗室曾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受到无穷限制,而现在这些宗室突然发现过去对他们的种种限制不见了,只凭借自己的宗室身份便可以获得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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