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七上八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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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ri,上午,正坐在客厅看报纸的张伟龙听到了敲门声,隐约听到从院子外面传进“张伟龙,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声音,连忙放下报纸,跑到院子里,打开大门,见到了手里拿着一封信的邮递员。
“你是张伟龙吧?”三十多岁的邮递员微笑问道。
“是啊!”
“这是的你挂号信,沪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恭喜你了,你在这里签收一下。”
张伟龙接过钢笔,在签收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过挂号信。
“我走了!”邮递员转身离开。
“等一下。”张伟龙走出了院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掏出最大面额的一元纸币,“给你的,谢谢!”
“这……这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谢谢你给我送信。”张伟龙灿烂一笑。
邮递员之前给很多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收购糖果、红花生之类的小礼物,也收到过红包,但金额从未有这次这么多的。
“那我不客气了!”邮递员的收入并不高,觉得这并不是违反原则和职业道德的事情,便收下了,“再次恭喜你,大学生,我可听说你是高考状元,高考状元就是不一样!”
邮递员离开后不久,张德旺去外面溜达回到家中。
“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张伟龙把录取通知书递给爷爷看。
张德旺虽然知道孙子成为了状元,被沪城大学是班上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看到了录取通知书,他还是很高兴。
之后半个月,张伟龙在复习班的同学中大部分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少同学邀请他到家里吃饭,极少数同学在饭馆请客,他每次赴宴,都是送出四连张的猴票,并告诉他们,千万别把这邮票拿来寄信,也别撕开,一定要好好保存。
每位收到猴票的同学都没有拿猴票寄信,可少数几个同学没有好好保存,时间久了,记不得放在哪里了,弄丢了。
没过几年的时间,猴票的价格一路飙升,特别是十余年后,四连张猴票市价超过一千元,失去猴票的人都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保存,四枚猴票相当于他们两三个月的收入。
当一枚猴票达到上万元价钱的时候,张伟龙的这些老同学都在张伟龙的指点下,就算身在官场,凭借几笔获利颇丰的投资,成为了千万富豪、亿万富豪。在官场的同学根本不会和其他的官员那样,挖空心思地捞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人做事坦荡,大多数官路很顺,甚至几个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伟龙是沪城人,前往本地的大学读书,加上他较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有充足的时间办理户口迁徙手续、粮油关系、党团关系等手续,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办好了所有手续。
9月2ri,距离去学校还有四天的时间,整天下午,张伟龙在家睡了一个午觉。
起床后,张伟龙拿起床头的《资本论》翻看了两页,觉得有点口渴,便齐声下楼倒水喝。
前阵子,张伟龙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从中看到了国人的智慧,这件事情起源粤省一个名叫陈志雄承包鱼塘说起。
1979年,越省高要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ri。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ri。
对于重生人士张伟龙而言,陈志雄此举再正常不过,但当下,刚刚走出“文-革”不久,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zhong yang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各方面对陈志雄雇工的质疑和指责,迅速闹到了《人民ri报》。
1981年5月29ri,《人民ri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ri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ri结束。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
张伟龙看到这场讨论,生出了写一篇文章参与讨论的念头,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并没有在他脑海里停留多久,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se,就算写了文章,寄到报社,可能信封一辈子不会被拆开。
最后一篇是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可以视为此次讨论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由此,zhong yang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上辈子,张伟龙也翻看过《资本论》这本书,但并没有好好看,毕竟他读大学的时候,市场经济早就开放了,但此时,他对《资本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意去书店,买了一本《资本论》,仔细研读起来。
8月16ri,上午,正坐在客厅看报纸的张伟龙听到了敲门声,隐约听到从院子外面传进“张伟龙,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声音,连忙放下报纸,跑到院子里,打开大门,见到了手里拿着一封信的邮递员。
“你是张伟龙吧?”三十多岁的邮递员微笑问道。
“是啊!”
“这是的你挂号信,沪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恭喜你了,你在这里签收一下。”
张伟龙接过钢笔,在签收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过挂号信。
“我走了!”邮递员转身离开。
“等一下。”张伟龙走出了院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掏出最大面额的一元纸币,“给你的,谢谢!”
“这……这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谢谢你给我送信。”张伟龙灿烂一笑。
邮递员之前给很多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收购糖果、红花生之类的小礼物,也收到过红包,但金额从未有这次这么多的。
“那我不客气了!”邮递员的收入并不高,觉得这并不是违反原则和职业道德的事情,便收下了,“再次恭喜你,大学生,我可听说你是高考状元,高考状元就是不一样!”
邮递员离开后不久,张德旺去外面溜达回到家中。
“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张伟龙把录取通知书递给爷爷看。
张德旺虽然知道孙子成为了状元,被沪城大学是班上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看到了录取通知书,他还是很高兴。
之后半个月,张伟龙在复习班的同学中大部分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少同学邀请他到家里吃饭,极少数同学在饭馆请客,他每次赴宴,都是送出四连张的猴票,并告诉他们,千万别把这邮票拿来寄信,也别撕开,一定要好好保存。
每位收到猴票的同学都没有拿猴票寄信,可少数几个同学没有好好保存,时间久了,记不得放在哪里了,弄丢了。
没过几年的时间,猴票的价格一路飙升,特别是十余年后,四连张猴票市价超过一千元,失去猴票的人都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保存,四枚猴票相当于他们两三个月的收入。
当一枚猴票达到上万元价钱的时候,张伟龙的这些老同学都在张伟龙的指点下,就算身在官场,凭借几笔获利颇丰的投资,成为了千万富豪、亿万富豪。在官场的同学根本不会和其他的官员那样,挖空心思地捞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人做事坦荡,大多数官路很顺,甚至几个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伟龙是沪城人,前往本地的大学读书,加上他较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有充足的时间办理户口迁徙手续、粮油关系、党团关系等手续,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办好了所有手续。
9月2ri,距离去学校还有四天的时间,整天下午,张伟龙在家睡了一个午觉。
起床后,张伟龙拿起床头的《资本论》翻看了两页,觉得有点口渴,便齐声下楼倒水喝。
前阵子,张伟龙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从中看到了国人的智慧,这件事情起源粤省一个名叫陈志雄承包鱼塘说起。
1979年,越省高要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ri。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ri。
对于重生人士张伟龙而言,陈志雄此举再正常不过,但当下,刚刚走出“文-革”不久,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zhong yang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各方面对陈志雄雇工的质疑和指责,迅速闹到了《人民ri报》。
1981年5月29ri,《人民ri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ri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ri结束。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
张伟龙看到这场讨论,生出了写一篇文章参与讨论的念头,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并没有在他脑海里停留多久,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se,就算写了文章,寄到报社,可能信封一辈子不会被拆开。
最后一篇是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可以视为此次讨论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由此,zhong yang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上辈子,张伟龙也翻看过《资本论》这本书,但并没有好好看,毕竟他读大学的时候,市场经济早就开放了,但此时,他对《资本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意去书店,买了一本《资本论》,仔细研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