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37 新时代下的大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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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的港口一年四季都很繁忙，在秋冬之交的换季时期则尤其繁忙，来自北方诸道州，安东、高丽、日本诸国的商人正陆陆续续地抵达长江口，满载各地特产的商船几乎将沿长、松二江的码头、埠头挤满。
作为常客的高丽、日本商船，实无需多提，有不少都是生产自大汉，过去的几十年，大汉地造船业是蓬勃发展，横扫东亚与南洋地区，东南地区尤其说江南道更是全国的造船中心。
苏、常、润、扬的造船大厂，订单基本都能排到几年后，似高丽、日本能从大汉官商手里抢到一些份额，都是外交努力的结果。
而随着“炮舰”的出现，其中伴随着诸多新工艺、新技术的诞生，乃至新理念的传播，也陆续应用到民、商船的建造上，虽然进度缓慢，但新一轮的造船革新正发生在大汉造船行业中。
而比起过去以官办、军办造船厂为主，在最近二十年，一大批民办船厂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虽然在后续的发展中倒闭破落了不少，但剩下的都积累了一定背景、实力、资本，不只是生产江河渔船。
多年的搏杀下来，依旧在芜湖诞生了一家能够生产大海船的“广惠船厂”，堪比称“民厂”龙头。到了雍熙朝，随着朝廷对吏治的严厉整顿，对经济民生的大力发展，大汉的造船业也比开宝时代更具活力，也是“雍熙精神”的一种具现。
而比起那些兼具美观与实用的海船，反倒是那些从安东国东北部地区的“蛮船”，更具异域风情，让苏秀商民“大开眼界”。
奇形怪状，周身补丁，寒酸而破旧，即便已经到了港口，依旧让人怀疑这真的能经得起风浪的冲击，更无法想象，这些安东国东北的蛮夷在海上究竟经历了多少恐怖。
这，或许就是世界第一文明的魅力所在，足以让无数未开化的野蛮人，都不畏生死、劈波斩浪、前赴后继地朝着大汉出发，无比渴慕沐浴在大汉文明的荣光之下。
当然，能够促进白山黑水间的蛮夷部族化渴慕为行动，还是得益于安东方面的努力。过去二十多年，安东的权贵们固然给东北广大地区带去了征伐与杀戮，但同样的，也让那些处在蒙昧状态的部族开了视野。
而在那零星几艘破船到港的表面下，则还有一层背景。过去十年，尤其是安东建国的这些年，安东地区的商业是日趋繁荣。
与早期需要安东政府费尽心思地拉人不同，这些年是安东的权贵、商贾们自发地参与安东的发展建设之中。
安东封国初的那一两年，安东国从军政到官民，走了很多人，流失了不少财富，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安东产生了归属感的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安东封国的原因是什么，意义在哪里，却在封国诸事落地之后，渐渐意识到对于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好处。
最直观的一点，安东还是大汉直辖之都督府时，有事情并不能求到朝廷，朝廷对安东的顾及也不会多全面。但是，在安东国治下，却是直接受安东王统治，同时也直接受其庇护，两者之间，显然后者要更强力、有效一些。
经过秦王刘煦父子二十多年经营后安东国，自给自足，问题已然不大了，尤其在以绥化城为中心的大平原上，甚至还有盈余。
但是，想要过得更好，还是离不开朝廷的支持。只是这种支持，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从当初的直接输血供给，变成了贸易扶持。
事实上，哪怕到雍熙四年的当下，安东作为大汉封国，从国家运转的的各方面都呈半独立状态。
安东上下仍需要大量来自母国的盐茶布瓷器以及各种安东稀缺的物资、工具输入，与过往不同的是，如今任何东西都需要交易与交换。
这样的情况下，安东国反而是在经济上更具活力，当然这种活力是建立在与南方道州的商业交流上的。
在安东从事“外贸”的权贵与商贾很多，来自安东的大豆、细粮、原木、皮货、药材等商品，在大汉从来都是受欢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安东的商贾主要与辽东、燕山北道进行贸易，至多辐射到燕南、两河，但范围并不广。
不过，随着历时七年多的“绥远——率宾府”陆路的开通，安东国也开始有了一个可以稳定利用的出海港口。
籍此，安东的商品便开始销往更远的地方，高丽、日本二国自不用提，江浙闽粤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而对于安东国内的大小部族来说，他们的皮货、药材产出，基本只能通过那些商人、行会贩卖到城市、“出口”到高丽大汉，以换取所需物资。
然而这个过程，必然要被那些商贾与行会刮下一层皮，且越是偏僻的部族，受到的剥削越很。一张在大汉上流社会中价值上千贯的紫貂皮，或许只是收货的商贾用一袋盐、一匹布、一个铁锅换的......
其中巨利是足以让人疯狂的，因很长时间以来，诸多白山黑水的部族，都饱受着汉人权贵、官商的压榨与剥削，除了完颜、达卢古等在开宝北伐过程中对朝廷有所建树的女真部族还有点议价能力，其他部族，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是安东繁荣的养料。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那些女直部落，汉军、汉商足迹遍及之处，要么接受文明世界的“馈赠”与“善意”，要么就沉沦于深渊。
这样的局面，长久地维持下来，必然是会出现问题的，压迫带来反抗，便是对处于文明边缘的野蛮部落也是一般。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东的部族们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处于封闭的原始社会中，不说开眼开世界，对安东总归有一层新的认识。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部分人，在与汉人汉商的交流中，在意识方面出现了一定觉醒，不再愿意受汉人中间商的剥削，试图直接与购买者取得联系。
这样的过程，显然不是容易的，也必然伴随着狂涛巨澜，乃至腥风血雨。而能成功乘船抵达数千里外的上海港的人，都能用勇士来称赞之，要么就是气运逆天。
即便在各国航海者的眼里，这些愚蠢的野蛮人就是无知者无畏，那等破船也敢下海，还敢远航。但是，他们的货物，还是很受欢迎的，不管是各类皮货还是人参、鹿茸，在大汉市场上都是紧俏货色，基本用不着半天的功夫，所有货都被一扫而空。
并且，完全不带还价的，比起其余北方各地来船，下货可快得多。而交易双方，在完成交易后总是忍不住生出类似的感慨。
来自安东国的夷民会暗骂，可恶的奸商，竟然以压缩十数倍的价格收他们的毛皮，简直比山里的大虫还要凶狠；
而收货的商贾、货栈同样会是骂骂咧咧的，该死的奸商，竟敢哄抬十倍的价格出货，简直比河里的水蛭还要贪婪......
少了中间商赚差价，双方都满意了，喜笑颜开，而作为第三方的那些安东行商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就连这一次他们带到江南的皮货、人参，可能都不好意思再喊过高的价了。
虽然只要出货，依旧是赚的，但是没能赚得更多，那就是亏，于是，有几家常年跑“率宾府—秀州（苏州）”这条航线的安东大商联合在一起，就此事进行商谈。
此前，在北方就已经有夷民避过他们的网络，私自到辽东边市、率宾府卖货，但规模都不大，并且那些货最终很大可能还是落到他们手里，提的价格也就当是给这些夷民的“运费”，因此还不值得过度注意。
但如今不同了，竟然让这些蛮夷鼓捣出船来，还一路跑通航线，钻到江南来了，这如何能忍，这不是在“偷”他们的钱吗？不管在安东，还是到大汉，商税可都不轻，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若不加制止，长此以往，这条财路岂不是断了，安东能打的也就这几样商品，绝对不能放纵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
于是，一场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针对安东国东部山海地区蛮夷的打击计划，由此开了个头......
从后续的发展看，这绝对是大汉商业史上的一次“经典操作”，虽然并不是发生在南洋地区那般远的地方，但依旧是对大汉几十年拓殖运动的一次深刻诠释。
就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安东东部蛮夷部族，被破家灭族者，达上百家，几万人沦为苦力，安东王府则趁势以极小的代价，提高了对东部临海地区的开拓度，安东国内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以安东贵族为核心，官商为羽翼，进一步统一了安东国内商品资源。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境内夷部、乃至汉民的剥削上，只是后者作为真国民，相对较轻罢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进一步提升对国内掌控力的同时，安东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加重，来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但都在安东王刘文渊的强力或者说残酷打击下，灰飞烟灭，发展到后期，安东有许多世居当地的部族，彻底消失了......
——
安东国内未来的风云暂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来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断南来的同时，从春夏之际自南面北来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备好货物后，也陆续拔锚起航，准备顺着季风踏上回归的旅途。
这些商船之中，除了汉人之外，以南洋封国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于曾经也算南洋航线上主角的土着商队，也在大汉对南洋诸岛的分封过程中成为了过去式，要么成为汉族的附庸，要么直接破灭，或者沦为海盗。
最值一提的，或许还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发生了残酷的“广州之变”，但在几年后的雍熙朝，他们又陆陆续续地从金洲海峡穿过，经良平港周转北上，到大汉本土来做生意。
没办法，利益的诱惑实在不浅，精美的丝绸、瓷器，畅销的茶叶，只要拉回去，就能行销整个中西方世界，赚取海量的利润。
因此，不管大汉在宗教政策上有多严格，对外来宗教态度有多恶劣，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地来了。
最多，到东方之后，去掉头饰，藏起信仰，对于跑船的大食商人来说，还是金钱与利益更亲切些。更何况，那位传说中的掌握着世间生死伟力的“暴君”已经驾崩了，新继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于是乎，大食商人又行了......
不过，千帆竞渡的场面虽然壮观，对于初抵上海县，还未理清头绪的曹永一行人来说，却来不及观赏了。
他们几乎迷失在这座崛起时间并不长的商业之都中，甚至一度有种乡巴佬进城的错觉，要知道，他们可是来自京畿，在见多识广方面，是绝对自信的。
当然，不管是城市规模还是管理，京畿都不可能是此时的上海县所能比的，只不过这里的商业氛围实在太浓厚了，又不像东京那边始终有政治强权在上面压着，这里似乎才是大汉商人的天堂。
各种帆船是两江（长江与松江）最好的装饰，水道上最忙碌的是那些导引船，货物到港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办理停泊及税费登记，如蚂蚁一般的力工搬卸着货物......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四处奔走，仿佛慢一秒就会丢掉生意一般。
沿松江两岸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码头，没有一处停罢，岸边是连排成片的各类建筑，以砖石、砖木结构为主，看着既干净整齐，又结实耐用......
一切的一切，既新奇，又震撼，又那么瞬间，曹永甚至产生了投身在这座港口城市一般，大汉帝国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与威严京畿完全不一样的壮观。
当然，对于外乡人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来说，这种表面的震撼与诱惑，就已经足够了。
曹永等人运气比较好，他们还“有幸”地见识了一场械斗，就发生在松江南岸的甲字十六号码头上，一群头缠红巾、如匪如盗的汉子坐船闯了过来，手里拿着武器，对码头上的力工见人就砍，逢人便杀。
十六号码头这边也不甘示弱，很快便从仓场、货船上跑出几十个人过来支援，也是手拿武器，各个凶狠。
双方得有两百来号人，砍得倒下一大半，方才在闻讯赶来的水兵、巡役的控制下停下争斗。然后，兵器被收缴，领头的人被差役带走，剩下的人则各自料理伤员......
这样的血腥的械斗，对于来自京畿的曹永等人，是既震撼，又惊悚。都说江南水乡，风花雪月，怎么斗起如此狠辣，若不是眼前的繁庶之景，曹永甚至怀疑自己到了一个刁民遍地的偏远之所......
这样的械斗，显然不是第一次，从水兵、差役那熟练的控场手段与高效的处置，以及周边地方虽然关注，但习以为常的表情，就可窥一二了。
毕竟是常年在京中行市奔走的牙郎，震撼之后，曹永也就意识到了，就像京城里一般，在那喧嚣繁荣的背后，在朱门权贵目不斜视的阴沟暗角，有太多残酷、罪恶的东西......
而发生在松江大大小小的械斗，除了码头上讨生活的帮派势力斗争，往大了讲，甚至可以说是苏、秀二州之间的角力。
松江流经苏州，注入长江而入海，而下游松江一段，正是苏、秀二州的州界。
从海外贸易兴起，到朝廷设立上海务，再到松江沿岸的大发展，利益越来越大，所引起的利益之争自然也越来越争斗。简单地讲，苏、秀两州都想将松江之利揽入自己怀里，独占其利。
秀州这边认为，苏州已有长江之利，不应该再贪图松江，曾提出，要么将松江下游地北岸的土地划到上海境，要么苏州不在北岸开辟商埠、码头......
然而比起秀州的算盘，苏州的胃口可要更大，直接建议两州合并的，把秀州划给苏州。
这个建议，道司那边当然不可能同意，首先金陵那边就强烈反对，江南诸州，一个苏州就已经很能打了，还要把秀州吞了，尽占两江之利，置我堂堂首府于何地，想得太美了。
很多时候，矛盾只会愈演愈烈，苏、秀之争便是如此，从水利、港口之利，后来又渐渐演变成产业之争。
秀州棉产业的崛起，首先对苏州的传统纺织印染业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苏州的棉纺织水平也不低，产业也相当庞大，同样有大量商民压在上边，你秀州要做江南棉业中心，苏州岂能坐视不理。
而这种争斗，当然不可能停留于口头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官府意志，两股商业意志，相互角力，阴谋诡计，明枪暗箭，是层出不绝，演变到最后，在沿松江一线，上千人的械斗都发生过。
一直到当年寿国公李少游到任金陵，又爆发了一场械斗，苏州棉商的一些打手，甚至去烧毁人家的棉场，造成了大量死伤。李少游在了解前后情况后，立刻介入，对两州从官场到商场之争进行调停。
李少游并没有直接进行利益划分，而是让双方自己谈，必须谈出一个结果，他的威胁则直接针对两州长官，谈不拢，他们官帽子也就别想保住了。
于是，在李少游的强大压力下，方才达成了一个“松江协议”，约定共享松江港口之利，同时双方各自成立棉行，各自约束，禁止烧杀打造等恶意竞争手段等等。
简单地讲，这只是一份“休战协议”，不过，从那以后，那种毫无底线，影响产业发展的暴力竞争，是被禁止了，再也没有发生。
但是，围绕着松江的利用，在迎客、揽货、税收诸事上，各种冲突依旧存在，小规模的械斗依旧不停。像曹永一行人见识的发生在十六号码头上的厮杀，也只是中等规模。
万商云集，车马辐辏，繁荣而忙碌的松江河底，不知埋葬着多少不知姓名的冤魂......
上海县的港口一年四季都很繁忙，在秋冬之交的换季时期则尤其繁忙，来自北方诸道州，安东、高丽、日本诸国的商人正陆陆续续地抵达长江口，满载各地特产的商船几乎将沿长、松二江的码头、埠头挤满。
作为常客的高丽、日本商船，实无需多提，有不少都是生产自大汉，过去的几十年，大汉地造船业是蓬勃发展，横扫东亚与南洋地区，东南地区尤其说江南道更是全国的造船中心。
苏、常、润、扬的造船大厂，订单基本都能排到几年后，似高丽、日本能从大汉官商手里抢到一些份额，都是外交努力的结果。
而随着“炮舰”的出现，其中伴随着诸多新工艺、新技术的诞生，乃至新理念的传播，也陆续应用到民、商船的建造上，虽然进度缓慢，但新一轮的造船革新正发生在大汉造船行业中。
而比起过去以官办、军办造船厂为主，在最近二十年，一大批民办船厂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虽然在后续的发展中倒闭破落了不少，但剩下的都积累了一定背景、实力、资本，不只是生产江河渔船。
多年的搏杀下来，依旧在芜湖诞生了一家能够生产大海船的“广惠船厂”，堪比称“民厂”龙头。到了雍熙朝，随着朝廷对吏治的严厉整顿，对经济民生的大力发展，大汉的造船业也比开宝时代更具活力，也是“雍熙精神”的一种具现。
而比起那些兼具美观与实用的海船，反倒是那些从安东国东北部地区的“蛮船”，更具异域风情，让苏秀商民“大开眼界”。
奇形怪状，周身补丁，寒酸而破旧，即便已经到了港口，依旧让人怀疑这真的能经得起风浪的冲击，更无法想象，这些安东国东北的蛮夷在海上究竟经历了多少恐怖。
这，或许就是世界第一文明的魅力所在，足以让无数未开化的野蛮人，都不畏生死、劈波斩浪、前赴后继地朝着大汉出发，无比渴慕沐浴在大汉文明的荣光之下。
当然，能够促进白山黑水间的蛮夷部族化渴慕为行动，还是得益于安东方面的努力。过去二十多年，安东的权贵们固然给东北广大地区带去了征伐与杀戮，但同样的，也让那些处在蒙昧状态的部族开了视野。
而在那零星几艘破船到港的表面下，则还有一层背景。过去十年，尤其是安东建国的这些年，安东地区的商业是日趋繁荣。
与早期需要安东政府费尽心思地拉人不同，这些年是安东的权贵、商贾们自发地参与安东的发展建设之中。
安东封国初的那一两年，安东国从军政到官民，走了很多人，流失了不少财富，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安东产生了归属感的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安东封国的原因是什么，意义在哪里，却在封国诸事落地之后，渐渐意识到对于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好处。
最直观的一点，安东还是大汉直辖之都督府时，有事情并不能求到朝廷，朝廷对安东的顾及也不会多全面。但是，在安东国治下，却是直接受安东王统治，同时也直接受其庇护，两者之间，显然后者要更强力、有效一些。
经过秦王刘煦父子二十多年经营后安东国，自给自足，问题已然不大了，尤其在以绥化城为中心的大平原上，甚至还有盈余。
但是，想要过得更好，还是离不开朝廷的支持。只是这种支持，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从当初的直接输血供给，变成了贸易扶持。
事实上，哪怕到雍熙四年的当下，安东作为大汉封国，从国家运转的的各方面都呈半独立状态。
安东上下仍需要大量来自母国的盐茶布瓷器以及各种安东稀缺的物资、工具输入，与过往不同的是，如今任何东西都需要交易与交换。
这样的情况下，安东国反而是在经济上更具活力，当然这种活力是建立在与南方道州的商业交流上的。
在安东从事“外贸”的权贵与商贾很多，来自安东的大豆、细粮、原木、皮货、药材等商品，在大汉从来都是受欢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安东的商贾主要与辽东、燕山北道进行贸易，至多辐射到燕南、两河，但范围并不广。
不过，随着历时七年多的“绥远——率宾府”陆路的开通，安东国也开始有了一个可以稳定利用的出海港口。
籍此，安东的商品便开始销往更远的地方，高丽、日本二国自不用提，江浙闽粤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而对于安东国内的大小部族来说，他们的皮货、药材产出，基本只能通过那些商人、行会贩卖到城市、“出口”到高丽大汉，以换取所需物资。
然而这个过程，必然要被那些商贾与行会刮下一层皮，且越是偏僻的部族，受到的剥削越很。一张在大汉上流社会中价值上千贯的紫貂皮，或许只是收货的商贾用一袋盐、一匹布、一个铁锅换的......
其中巨利是足以让人疯狂的，因很长时间以来，诸多白山黑水的部族，都饱受着汉人权贵、官商的压榨与剥削，除了完颜、达卢古等在开宝北伐过程中对朝廷有所建树的女真部族还有点议价能力，其他部族，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是安东繁荣的养料。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那些女直部落，汉军、汉商足迹遍及之处，要么接受文明世界的“馈赠”与“善意”，要么就沉沦于深渊。
这样的局面，长久地维持下来，必然是会出现问题的，压迫带来反抗，便是对处于文明边缘的野蛮部落也是一般。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东的部族们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处于封闭的原始社会中，不说开眼开世界，对安东总归有一层新的认识。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部分人，在与汉人汉商的交流中，在意识方面出现了一定觉醒，不再愿意受汉人中间商的剥削，试图直接与购买者取得联系。
这样的过程，显然不是容易的，也必然伴随着狂涛巨澜，乃至腥风血雨。而能成功乘船抵达数千里外的上海港的人，都能用勇士来称赞之，要么就是气运逆天。
即便在各国航海者的眼里，这些愚蠢的野蛮人就是无知者无畏，那等破船也敢下海，还敢远航。但是，他们的货物，还是很受欢迎的，不管是各类皮货还是人参、鹿茸，在大汉市场上都是紧俏货色，基本用不着半天的功夫，所有货都被一扫而空。
并且，完全不带还价的，比起其余北方各地来船，下货可快得多。而交易双方，在完成交易后总是忍不住生出类似的感慨。
来自安东国的夷民会暗骂，可恶的奸商，竟然以压缩十数倍的价格收他们的毛皮，简直比山里的大虫还要凶狠；
而收货的商贾、货栈同样会是骂骂咧咧的，该死的奸商，竟敢哄抬十倍的价格出货，简直比河里的水蛭还要贪婪......
少了中间商赚差价，双方都满意了，喜笑颜开，而作为第三方的那些安东行商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就连这一次他们带到江南的皮货、人参，可能都不好意思再喊过高的价了。
虽然只要出货，依旧是赚的，但是没能赚得更多，那就是亏，于是，有几家常年跑“率宾府—秀州（苏州）”这条航线的安东大商联合在一起，就此事进行商谈。
此前，在北方就已经有夷民避过他们的网络，私自到辽东边市、率宾府卖货，但规模都不大，并且那些货最终很大可能还是落到他们手里，提的价格也就当是给这些夷民的“运费”，因此还不值得过度注意。
但如今不同了，竟然让这些蛮夷鼓捣出船来，还一路跑通航线，钻到江南来了，这如何能忍，这不是在“偷”他们的钱吗？不管在安东，还是到大汉，商税可都不轻，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若不加制止，长此以往，这条财路岂不是断了，安东能打的也就这几样商品，绝对不能放纵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
于是，一场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针对安东国东部山海地区蛮夷的打击计划，由此开了个头......
从后续的发展看，这绝对是大汉商业史上的一次“经典操作”，虽然并不是发生在南洋地区那般远的地方，但依旧是对大汉几十年拓殖运动的一次深刻诠释。
就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安东东部蛮夷部族，被破家灭族者，达上百家，几万人沦为苦力，安东王府则趁势以极小的代价，提高了对东部临海地区的开拓度，安东国内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以安东贵族为核心，官商为羽翼，进一步统一了安东国内商品资源。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境内夷部、乃至汉民的剥削上，只是后者作为真国民，相对较轻罢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进一步提升对国内掌控力的同时，安东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加重，来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但都在安东王刘文渊的强力或者说残酷打击下，灰飞烟灭，发展到后期，安东有许多世居当地的部族，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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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国内未来的风云暂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来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断南来的同时，从春夏之际自南面北来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备好货物后，也陆续拔锚起航，准备顺着季风踏上回归的旅途。
这些商船之中，除了汉人之外，以南洋封国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于曾经也算南洋航线上主角的土着商队，也在大汉对南洋诸岛的分封过程中成为了过去式，要么成为汉族的附庸，要么直接破灭，或者沦为海盗。
最值一提的，或许还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发生了残酷的“广州之变”，但在几年后的雍熙朝，他们又陆陆续续地从金洲海峡穿过，经良平港周转北上，到大汉本土来做生意。
没办法，利益的诱惑实在不浅，精美的丝绸、瓷器，畅销的茶叶，只要拉回去，就能行销整个中西方世界，赚取海量的利润。
因此，不管大汉在宗教政策上有多严格，对外来宗教态度有多恶劣，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地来了。
最多，到东方之后，去掉头饰，藏起信仰，对于跑船的大食商人来说，还是金钱与利益更亲切些。更何况，那位传说中的掌握着世间生死伟力的“暴君”已经驾崩了，新继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于是乎，大食商人又行了......
不过，千帆竞渡的场面虽然壮观，对于初抵上海县，还未理清头绪的曹永一行人来说，却来不及观赏了。
他们几乎迷失在这座崛起时间并不长的商业之都中，甚至一度有种乡巴佬进城的错觉，要知道，他们可是来自京畿，在见多识广方面，是绝对自信的。
当然，不管是城市规模还是管理，京畿都不可能是此时的上海县所能比的，只不过这里的商业氛围实在太浓厚了，又不像东京那边始终有政治强权在上面压着，这里似乎才是大汉商人的天堂。
各种帆船是两江（长江与松江）最好的装饰，水道上最忙碌的是那些导引船，货物到港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办理停泊及税费登记，如蚂蚁一般的力工搬卸着货物......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四处奔走，仿佛慢一秒就会丢掉生意一般。
沿松江两岸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码头，没有一处停罢，岸边是连排成片的各类建筑，以砖石、砖木结构为主，看着既干净整齐，又结实耐用......
一切的一切，既新奇，又震撼，又那么瞬间，曹永甚至产生了投身在这座港口城市一般，大汉帝国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与威严京畿完全不一样的壮观。
当然，对于外乡人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来说，这种表面的震撼与诱惑，就已经足够了。
曹永等人运气比较好，他们还“有幸”地见识了一场械斗，就发生在松江南岸的甲字十六号码头上，一群头缠红巾、如匪如盗的汉子坐船闯了过来，手里拿着武器，对码头上的力工见人就砍，逢人便杀。
十六号码头这边也不甘示弱，很快便从仓场、货船上跑出几十个人过来支援，也是手拿武器，各个凶狠。
双方得有两百来号人，砍得倒下一大半，方才在闻讯赶来的水兵、巡役的控制下停下争斗。然后，兵器被收缴，领头的人被差役带走，剩下的人则各自料理伤员......
这样的血腥的械斗，对于来自京畿的曹永等人，是既震撼，又惊悚。都说江南水乡，风花雪月，怎么斗起如此狠辣，若不是眼前的繁庶之景，曹永甚至怀疑自己到了一个刁民遍地的偏远之所......
这样的械斗，显然不是第一次，从水兵、差役那熟练的控场手段与高效的处置，以及周边地方虽然关注，但习以为常的表情，就可窥一二了。
毕竟是常年在京中行市奔走的牙郎，震撼之后，曹永也就意识到了，就像京城里一般，在那喧嚣繁荣的背后，在朱门权贵目不斜视的阴沟暗角，有太多残酷、罪恶的东西......
而发生在松江大大小小的械斗，除了码头上讨生活的帮派势力斗争，往大了讲，甚至可以说是苏、秀二州之间的角力。
松江流经苏州，注入长江而入海，而下游松江一段，正是苏、秀二州的州界。
从海外贸易兴起，到朝廷设立上海务，再到松江沿岸的大发展，利益越来越大，所引起的利益之争自然也越来越争斗。简单地讲，苏、秀两州都想将松江之利揽入自己怀里，独占其利。
秀州这边认为，苏州已有长江之利，不应该再贪图松江，曾提出，要么将松江下游地北岸的土地划到上海境，要么苏州不在北岸开辟商埠、码头......
然而比起秀州的算盘，苏州的胃口可要更大，直接建议两州合并的，把秀州划给苏州。
这个建议，道司那边当然不可能同意，首先金陵那边就强烈反对，江南诸州，一个苏州就已经很能打了，还要把秀州吞了，尽占两江之利，置我堂堂首府于何地，想得太美了。
很多时候，矛盾只会愈演愈烈，苏、秀之争便是如此，从水利、港口之利，后来又渐渐演变成产业之争。
秀州棉产业的崛起，首先对苏州的传统纺织印染业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苏州的棉纺织水平也不低，产业也相当庞大，同样有大量商民压在上边，你秀州要做江南棉业中心，苏州岂能坐视不理。
而这种争斗，当然不可能停留于口头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官府意志，两股商业意志，相互角力，阴谋诡计，明枪暗箭，是层出不绝，演变到最后，在沿松江一线，上千人的械斗都发生过。
一直到当年寿国公李少游到任金陵，又爆发了一场械斗，苏州棉商的一些打手，甚至去烧毁人家的棉场，造成了大量死伤。李少游在了解前后情况后，立刻介入，对两州从官场到商场之争进行调停。
李少游并没有直接进行利益划分，而是让双方自己谈，必须谈出一个结果，他的威胁则直接针对两州长官，谈不拢，他们官帽子也就别想保住了。
于是，在李少游的强大压力下，方才达成了一个“松江协议”，约定共享松江港口之利，同时双方各自成立棉行，各自约束，禁止烧杀打造等恶意竞争手段等等。
简单地讲，这只是一份“休战协议”，不过，从那以后，那种毫无底线，影响产业发展的暴力竞争，是被禁止了，再也没有发生。
但是，围绕着松江的利用，在迎客、揽货、税收诸事上，各种冲突依旧存在，小规模的械斗依旧不停。像曹永一行人见识的发生在十六号码头上的厮杀，也只是中等规模。
万商云集，车马辐辏，繁荣而忙碌的松江河底，不知埋葬着多少不知姓名的冤魂......